王兆响
先秦思想家普遍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或称之为经济之本业,不唯如此,先秦的重农思想蕴含着经世致用的综合考量,与古代西方的重商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历史上中国的重农思想曾深刻启迪了西方的重农学派,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以“欧洲的孔子”自居,对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重农思想殊为推崇。
重农思想的合理性根源于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尚书·洪范》指出,治国理政的第一政事是解决吃饭问题,所谓“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毛泽东曾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也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反观之,无论什么时代,民众饥饿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苏俄实行余粮收集制后期,农民食不果腹,暴动频发,列宁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因此,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农为立国之本。
先秦的重农思想并没有止步于解决吃饭问题,而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谋划治国之道。先秦时代,农业首先是生存之基,同时,作为农业时代,农业也是最主要的财富之源,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重农富民思想围绕农业生产和轻赋税问题展开,荀子称农业为“财之本”。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提出“农战”“耕战”思想,农耕与战争相需为用,是那个战乱时代现实的立国兴国之道,故商鞅称农业是“本业”,农业生产服务于战争兴国的目的；韩非子的“耕战”政策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和工商业的冲突首先表现为对劳动力的争夺,因而对法家来说,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政策主张。此外,农家强调农业生产技术,道家强调“民以食为天”。儒家、法家的重农思想是先秦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如何进行农业生产方面,孔子强调“使民以时”,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设想,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士庶之分、农与工商之分的思想,儒家强调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轻敛薄赋、尚俭节用以富民。商鞅提出的农战政策,用政治、经济手段奖励农业,抑制工商业发展,政主“事本禁末”；韩非子提出耕战政策,把农业(本)和工商业(末)的对立绝对化,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把财富等同于“粟”,“重本抑末”主张比商鞅更激进。此外,先秦思想家还有从自然规律和农业技术角度提出“勿夺民时”、保护自然资源、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加强田间管理、施肥改土等合理的观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秦思想家的治理智慧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一,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底线。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是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国际环境复杂变化映照出的一个严峻现实,不仅“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特别时期粮食也是如此。
其二,重农与富民相结合。囿于古代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富民的理想难以实现。现代化大生产为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构建现代化农村产业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为实现富民奠立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条件。关键是因地制宜,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
其三,农业与工商业协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古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历经千年到明末清初实现了从“重本抑末”到“工商皆本”的思想转变。如今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农业机械化为实现农业与工商业协同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农业释放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商业,工商业资本与技术投入农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夯实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
其四,生态农业与宜居宜业统筹兼顾。生态农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广阔前景,如浙江湖州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系统,已经孵化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综合体,实现了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统一,走出一条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各地应因地制宜,如安吉余村、丽水山耕,循着环境治理、产业发展和文化重塑的系统模式,综合施治,把传统农业文明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的共富密码。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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