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佳 邓博文

　　构建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首要任务是破除“分流即淘汰”的观念误区。面向未来,构建系统化的分流退出机制需从单一管理走向综合治理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规模依赖转向以创新牵引、产业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博士生教育被更直接地纳入国家战略人才供给链条,既要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基础研究突破提供“拔尖存量”,也要避免高学历扩容演变为低效内卷与机会成本的隐性失血。但是,近年来我国博士生招生培养体量快速抬升的同时,延期积压、过程管理“宽松软”等问题也在放大。

　　这意味着,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形势下,粗放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需求。传统的“有增选、无代谢”培养生态,不仅是教育资源的空转,更是高层次人才资源的结构性浪费。

　　2024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强调“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其核心意义在于将“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置于重塑培养流程的主轴之上,彻底终结了“要不要分流”的争论,转而使得相关讨论开始聚焦于“怎样分流才正当、可控、可持续”。该文件要求高校打破“一入博士门,必拿学位证”的单轨叙事,通过建立资格考试、中期考核等全过程节点阀门,实现人才资源的动态校准与优化配置。这不仅涉及培养单位对博士生的全程质量管理与预警帮扶体系建设,更触及深层的利益结构调整。因此,目前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改革压力已经传导至高校微观执行层,各培养单位亟须构建起一套兼顾学术标准、人文关怀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现代博士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首要任务是破除“分流即淘汰”的观念误区。分流退出机制的本质是建立一种制度化、人性化的多向选择通道。在新经济形势下,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的流动性与适配性。大量在漫长科研训练中证明不适合学术道路的学生,若被强行“锁死”在博士轨道上直至超期清退,其消耗的个人青春、导师资源、国家经费构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相反,博士生及时“博转硕”进入产业界或基础教育领域,正是人才资源在动态配置中找到最优解的例证。因此,分流退出不是博士生教育的终点,而是博士生学涯和人生规划的二次校准。

　　然而,当前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建设仍面临多重梗阻。其一,价值定位偏差导致执行异化。部分高校将分流简化为硬性百分比的“切分”,忽视了其作为预警与帮扶机制的育人属性,加剧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与舆情风险。其二,利益结构的刚性阻力。在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下,博士生往往被视为导师课题组的“科研劳动力”,仅凭行政命令很难平衡导学利益。其三,教育系统内部的学生“分流”若不能与人社、发改等部门的评价体系有效衔接,所谓“多向选择”也无法转变为人才发展的实际效能。

　　面向未来,构建系统化的分流退出机制需从单一管理走向综合治理。应将分流关口前移,嵌入课程修读、资格考试、中期考核的全过程,避免压力在毕业出口集中爆发。同时,还应当探索更换导师、转换研究方向、与产业界联合培养等柔性路径。更重要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协同发力,明确被分流人员的学历认定与就业服务通道,消除其后顾之忧。只有当社会舆论不再将“退出”视为失败,而是看作一种理性负责的人生规划时,“严进严出”才能真正落地。

　　总的来说,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构建,表面是教育管理的技术调整,深层则是国家人才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它考验的不仅是教育部门的决心,更是整个社会能否建立起一套让每个人都能体面、高效找到自身定位的制度通道。唯有如此,博士学位的含金量才能配得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期待。

　　【作者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院七级职员。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教改项目“博士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的探索与实践”(YJG202306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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