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戚晨
　　居民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的“低碳生活”都可以累积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多个省市都在探索碳普惠的新路径、新模式。从社区、家庭到个人的碳配额量化，已经逐步建立起底层操作的平台和方式。
　　何为碳普惠？体系如何搭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激励大众参与到节能减碳的环节中，并能享受到实在成果？为此，经济导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量化到个体
　　“打开支付宝，在平台App上，用户通过步行、线上缴费等低碳行为，可以获得蚂蚁森林能量并领取虚拟树苗。”环保志愿者涂峰每天都会在支付宝参与环保“种树”。4月11日，在接受采访时，涂峰给经济导报记者演示了支付宝“蚂蚁森林”的公益活动。涂峰介绍，等这棵“树”长大后，公益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伙伴们，可以“买走”用户的“树”，在现实某个地域种下一棵实体的树。
　　支付宝等社会平台推出的活动可以说是“碳普惠”的探索。当“碳普惠”这一名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搭建平台，不少企业和个人也都跃跃欲试。
　　“碳普惠制是指为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一种正向引导机制。简单来讲，就是为节能减碳行为赋予价值的一种激励机制。”4月11日，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名古屋大学（日本）客座教授石峰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碳普惠的基本定义，并肯定这是一种基于“双碳”的激励机制。
　　“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一二线城市，居民若能在消费方面作出低碳选择，2030年平均每人的减排潜力至少可达1129.53KG。”《大型城市居民消费低碳潜力分析》报告测算。
　　石峰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他认为，在减碳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因为工业发展导致污染严重。经过几十年的治理目前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低碳、环保以及循环经济产业对公众的宣传和培养体系。”石峰说，在日本，孩子们从从婴幼儿时期就被灌输环保的概念，在幼儿园中玩具、教具等都是用回收的材料重新制作而成，非常小的小朋友就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他回忆，在日本千叶县，政府为推广一个节能减排的政策，每年要巡讲几百场。
　　石峰认为，目前大众在消费领域的减排主要依赖主观约束，降碳潜力未被充分发掘。这一前提下，引入碳普惠制度，通过“谁减碳，谁受益”的科学规划来配置资源，正成为有效的执行手段。
　　计算方法需科学规划
　　“在碳市场的抵消机制上，企业困惑不少，如具体抵消比例、哪些实际项目可以达到减排抵消目的，都需要有明确规定，否则很难从根本上量化和规划。”近日，山东一家从事日化产品生产的企业负责人杨毅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目前企业在减碳问题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比如一个减碳的应用场景背后，哪个项目换多少积分，以及如何与国家认可的行业标准吻合，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需要相关单位去补充设计。尤其是对减排量的计算最为关键，涉及到许多专业方法。”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目前在消费端的碳排放统计非常分散，场景也很多，如何收集与统计，数字化技术是新的引领方式，也是大多数相关部门与平台的突破口。
　　“目前我们在做一个社区低碳的规范，在设计规划中，居民随手关灯、夏天空调温度设置到合理温度，都是减碳行为，可以达到‘reduce’（减碳）的目的。”从科学机制创新方面，石峰建议，一是可以探索建立个人生活行为碳减排量市场化的多元运行机制，促进全社会对低碳生活践行给予多种多样的奖励；二是鼓励设立碳中和领域专项基金，开展碳中和考核和评估体系研究，真正让企业推进绿色传播；三是开展对公众意识的引导，通过加强公众参与，使其在低碳决策过程中有更强的参与感及获得感。
　　杨毅提出，作为企业端，碳普惠应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在减碳行动中，实际享受到“红利”，从而带动和激励企业达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他认为，应结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碳普惠模式。 “如果说国内的碳排放交易是以强制履约的行政属性来实现生产端的减碳，碳普惠就是针对微观消费端的自愿激励。”石峰认为，要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对准高能耗化工企业，还要通过科学量化和核算居民生活方式引起的间接碳排放，前瞻性地研究个人碳普惠制度，建立商业激励、政策鼓励相结合的激励措施，推动公民碳普惠项目建设，在保障居民福祉的前提下推动消费侧的减排生活方式。
　　多元化探索
　　目前，中国投资协会绿色发展中心正在积极筹备“世界地球日”& ECABA公益沙龙。为了迎接第53个世界地球日、倡导可持续低碳环保投资行为及碳资产理念，该中心推出了此项活动。4月12日，中心主任张青林接受经济导报记者时表示，“在国际碳约束情况下，企业将如何应对？该如何开展减污降碳转型行动，从而形成自身碳资产？当前从政府到企业、个人都相继开始探索和尝试，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平台来帮助社会各方，尽快实现我国‘双碳’目标。”
　　目前，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及方案。“浙江碳普惠”通过建立浙江省碳普惠核算标准体系和碳普惠技术体系，实现公众低碳行为的量化和全省标准的统一，为市民和小微企业的节能减碳行为赋予价值并建立激励机制。目前，该应用已实现与支付宝蚂蚁森林、虎哥回收等平台的数据贯通，完成全省17个应用场景的数据接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也提出，探索建立区域性个人碳账户，逐步建立个人减排场景申报评估机制，提升公众对自身节能降碳行为的感知，打造上海碳普惠“样板间”。
　　根据《山东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在低碳社会创建引领方面，青岛作为全省首个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被赋予重任。“十四五”时期山东省将实施滨海湿地固碳增汇行动，开展典型滨海湿地蓝碳本底调查工作，推进盐沼生态系统修复，增加海草床面积、海草覆盖度，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吴泓洋介绍说，通常情况下，碳交易和节能减排都是针对大型工业企业或者生产管理机构。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城市小微企业和社区居民的生活、消费领域已逐步成为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领域之一。碳普惠可以充分调动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积极性，树立低碳、节约、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刺激低碳产品生产和消费，拉动低碳经济和产业发展。
　　“碳普惠是一个社会工程，不是单纯技术、资本能够解决的，而是一个全民体系。建议在推进碳普惠政策中，通过加大宣传，让民众真正认识到减碳的意义，达到一个阶段性的改变，培育绿色低碳的社会氛围。”石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