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不久前，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请假回安徽合肥处理母亲存款等遗产事宜，但过程让其倍感无力——公证处要求她证明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但其无法证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且无法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银行要求她回母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银行开具证明才能查询资产。记者发现，遗产继承频频陷入“自证循环”怪圈，比如，让年近七旬的老人为离世近百年的祖父母开“死亡证明”……

　　当下，办理遗产继承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刚需”，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很多家庭会面临处理遗产继承事宜。但在现实中，公众在办理遗产继承的各种手续、证明时，往往容易陷入“自证循环”的困局，往返奔波却未必能如愿解决问题。

　　应该看到，遗产继承“关卡重重”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都依法享有继承权，办理继承手续时，按规定这些人均需到场或提供放弃继承凭证，若有人故去或无法到场，就需提供相应证明。再如，银行要确保用户资金安全，审慎检查、核验，是其职责所在和程序需要。此外，一些部门间的数据尚未全面共享，仅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难以准确证明亲属关系和死亡情况。因而，想要办理遗产继承，获得已故亲属的财产，并不简单、随意。

　　此前，在一些办理遗产继承的现实案例中，“假证假人”“真证假人”“假证真人”等违法公证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当事人的违法成本不高，而公证机构或银行则需承担较大的法律责任和社会风险。因而，对“自证循环”现象，公证处、银行等机构有时也挺为难。

　　但换个角度看，动辄要求提供各类证明，相关部门也有规避责任、不作为之嫌。一些“自证循环”怪圈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层一些部门、机构为民服务意识不强，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规避自身责任。从媒体报道的案例看，有些所谓的继承难题，只要有关部门和机构主动沟通、协调，完全可以解决。

　　大数据时代，既可以方便群众办事又能确保资金安全，不该是一道无解之题。在“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深入的现实语境下，有些“信息孤岛”依旧未破除，数据互通共享的一些技术和机制问题仍然存在。当然，信息共享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决定了相关改革没有休止符，还要持续发力。

　　去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以行政机关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那么，办理遗产继承是否也能尝试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比如，在现有共享数据的基础上，公证处可采取证人证言、声明承诺等方式，解决群众“自证循环”的难题。此外，公证失信行为的违法成本也要适当提高，不少地方建立了公证失信黑名单制度，骗取公证书等会被纳入联合惩戒，这也值得尝试。

　　遗产继承是个人的事，但置于整个社会来看，则是关乎诸多民众利益的事。对相关部门和单位来说，如何最大程度实现安全便捷地为百姓办实事，是基层治理的必答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