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三星堆遗址又“火”了！在这一轮考古挖掘中，新发现的6个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中一件黄金面具体量非常大，有可能成为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黄金面具和最重金器。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甚至有媒体将三星堆称为“热搜顶流”。

　　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申言之，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他进而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以此论断反观三星堆遗址，其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可以穿越历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与该地域文明发生交往。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关乎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的探寻，对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理解，对中华文明世界贡献的把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历史主体性、民族凝聚力的认知与塑造，意义堪称重大。80多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接续探求，终于让三星堆遗址绽放出绚烂的文明光辉。我们相信，此次的考古发现，也仅是辉煌博大的中华文明遗存之冰山一角，今后的发掘研究前景更可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定当再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