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因不会使用电子支付而无法购票，因不会操作健康码而遭遇出行难题……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疫情以来愈加凸显，我们在拥抱数字时代带来的快捷和便利之时，众多老年人则未能完全适应数字化的生活方式，挡在他们面前的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帮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将成为政府智能化服务的组成部分。

　　“数字鸿沟”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在数字化浪潮中的接受速度不同。如果说数字化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虽然这一红利是普惠性的，但获得与分享这一红利仍有一个隐性的“门槛”——熟练应用智能手机及相应的软件。这个“门槛”对于在电脑普及年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人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技能。他们既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推动者、受益者，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定义者。

　　但是，生活方式数字化并不是社会协商的结果，老年人并未参与到数字生活的定义过程中，对于需要怎样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几乎没有话语权。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11.2%，约为1.1亿人。然而，官方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2.5亿，说明至少还有1.4亿老年人尚未接触互联网。由于接受新技术、新应用的能力相对较弱，使得老年人这个社会群体只能成为技术进步的跟随者。数字化和智能化虽然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老年人跟上数字化大潮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利的，但真正让老年人能够参与其中或许还需要用他们能够适应和接受的方式。

　　技术变革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背后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问如何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这一问题时，应该思考整个社会在数字时代应当为老年人做些什么。

　　一方面，要给予老年人保持其生活方式的权利。老年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裹挟”着进入了数字时代，技术的强大支配力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这一塑造过程是不区分社群与代际的。尽管数字化有各种好处，但我们仍然要给予老年人有按照其意愿和习惯生活的权利。这并不是说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掉队，而是让他们用能够接受的方式享受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即打破唯一的数字化生活模式和社会运行规范，给老年人自己定义数字生活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

　　另一方面，要把数字技术的便利内化到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社会各方要“扶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对策可以是优化老年人网上办理业务程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平台、对老年人进行培训等。这种思路的前提是要把老年人当作“被服务者”，而不是一味要求老年人跟上来。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应内化到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中，一边在开发新技术时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一边鼓励和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