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长江日报记者从华中科技大学获悉，该校今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张霁和姚婷入选华为“天才少年”。其中，张霁拿到华为“天才少年”最高一档年薪201万元。

　　华为推行“天才少年”项目、阿里物色“未来数学家”，让人看到了最顶尖人才在国内的体制外土壤。中国发展最赖人才，人才不光要看数量，还要看以“天才少年”为代表的高质量世界顶尖人才。体制内以稳定安稳留人，市场企业以“重金”用人，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中华振兴储备“最聪明头脑”。

　　联想走贸工技路线，华为即便在求生阶段也重金搞研发，注定了不同发展路径。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靠近世界产业链上游，“科学家”水平的顶尖研发人才正成为香饽饽。在企业研发队伍中，他们是稀缺的帅才，如大熊猫一样的存在。越是走到世界分工的上游，越感到“一帅难求”。任正非就说过，“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世界面对大信息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发誓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就是要为寻找无人区的生存法则，寻求理论突破、技术突破，迎接爆发性创新做准备。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有“天才少年”，但“天才少年”的极佳成长土壤不佳。顶尖大学“少年班”批量生产“少年天才”的模式，备受争议。近年来各种自媒体大肆渲染“天才”陨落甚至流失海外的传说，北大清华毕业生大量出国不回来效力，也为不愿回国者从中找到了“安慰”——国内没有追求科学梦想的平台、土壤。确实，体制内盛行的“唯学校论”“唯帽子论”“唯论文论”，让“天才少年”难以脱颖而出。华为、腾讯、阿里等高科技公司对“天才少年”高看一眼，大力使用，也是在为振兴中华打造顶尖人才队伍，对此国家政策机制要多予倾斜，如果可能，要在荣誉体系、配套扶持上，给予体制内同等待遇。

　　对高质量发展处于关键阶段、民族复兴加速冲刺的当下中国而言，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很可能就是前沿科学、最顶尖人才的竞争。核心工业软件卡脖子，光刻机想买买不到，外国知道中国必须买的必然提价。一个个“摘帽子”工程，需要“天才少年”“灵光乍现”，中国必须“让顶尖人才留得住、用得了、长久发挥作用”。

　　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定然是“天才” 数量和质量上的竞争。中华民族不乏天才，但也要用好天才。体制内用环境、机制、制度留人才用人才，体制外有条件的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用“重金”、前途留用“天才少年”，希望体制内外共同努力，营造“天才必大有可为” 的环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