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玻璃博物馆发文表示，其永久馆藏、由Arribas艺术家兄弟制作的玻璃城堡被两位小观众在追逐中撞到，导致展品出现了严重的受损情况。更糟糕的是，由于疫情期间，生活、工作于美国的艺术家无法往返上海对作品进行修复，使得展品只能暂时以“不完美”的面貌示人。

　　2013年，同样是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也有两位小观众破坏了一件名为《天使在等待》的作品。事后，上海玻璃博物馆已将这一受损展品展示在主馆核心位置，并配合被破坏时的监控画面，以示警醒。谁能想到，这样的“警醒”并未起到作用，重复的场景再次发生。

　　可以想象，舆论场中不会缺少批评之声。“熊孩子”和家长的责任，自然是无法推卸的。只是，家长带着孩童参观博物馆本是一件好事，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件好事不变成“坏事”吗？

　　提高法律意识，肯定是必要的。事实上，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刑法》第324条也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旦触犯法律，处罚不可谓不严厉，后果不可谓不严重。问题是，一些家长总是抱有侥幸心理，并未把破坏展出物品太当回事，更不用说那些不懂事的“熊孩子”了。

　　这就导致，类似事件近年来屡次发生。2019年，一幅估价150-250万港元的任伯年《花鸟四屏》画作遭到幼童意外撕毁。2018年5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的《尼斯派：从波普艺术到偶发艺术》展，其中一件克莱因蓝作品遭孩童误闯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新闻报道均提到了事件后果的严重性，但对最后的处理结果则都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是不了了之。比如，当年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并未向破坏者要求赔偿。又比如，任伯年画作被损坏后，“熊孩子”后来有没有赔偿我们也不得而知。

　　展出方的宽容，似乎并没取得理想中的效果。部分“熊孩子”和家长非但没有读懂其中的良苦用心，反而认定，即使不小心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此看来，一味呼吁加强民众艺术素养，或者要求展出方反思安全策略，是远远不够的。唯有让公众充分意识到犯错成本的沉重，才有可能彻底消除潜在的侥幸心理。

　　试想，若馆藏频频被损坏，展出方无奈之下只得加大展品保护力度，而那样，展品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就会一再被拉远。我们都不希望，有朝一日，展出方都把展品放置在“千里之外”，为了安全无法兼顾参观者的感受。所以，明确规则、讲明后果，就应该从现在开始。不管是“熊孩子”还是其他参观者，都应该对不负责任的行为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