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商帮，是指晚清民国年间以旧时湖州府南浔镇丝商为主体，以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商业活动的中心舞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的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一个区域性商帮集团。这一商帮集团亦可称为“南浔商帮”或“湖州商帮”。它是如今有着“东方犹太人”美誉的浙江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依赖辑里（南浔镇西南七里处的辑里村）湖丝的出口贸易而暴富。上海开埠后，他们不走广州贸易，而是把丝织货物运到上海，行程缩短了十天左右。大量的辑里丝，是超低价从辑里周围的农民手上购得的，却快速以高价售之于上海的洋行，再由洋行出口于欧洲。资料显示：当时辑里湖丝的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生丝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因而一个财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业团体——浔商得以迅速崛起。

　　上海开埠的最初四年，南浔辑里湖丝占上海生丝出口贸易的55%以上，1847年，辑里湖丝更占了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1891）》记载：“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当时南浔镇仅丝行埭一条街上就开设了50多家丝（经）行、丝栈，丝商把收购来的丝装上船，通过大运河运往上海。

　　正因为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大批南浔丝商走出青石板路，贩丝沪上，崛起于上海滩。例如，被称为“四象”之一的顾福昌30岁时就到了上海，当时的外滩还尚未开埠，但不久上海开埠，顾福昌抓住契机，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丰盛栈号，后改为寿泰丝栈，成为南浔丝商在沪最早发迹的一家。“八牛”之一的陈熙元在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是上海出名的“丝通事”。咸丰十年（1860），陈熙元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是首届董事。接着继起的有“四象”之一张颂贤（恒和丝经行主）、“八牛”之一邱仙槎（启昌丝经行主）等等。

　　浔商在清代中晚期就相当有名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衰落沉寂，整整维持了百年光阴。这期间，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依据商人的财富多少排列）的代表性人物。资财百万以上者称之为“象”（“四象之首”的刘家资产在2000万两以上），五十万以上不足百万者为“牛”，三十万以上不足五十万者为“狗”。史料载：1894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183万两，而浔商的总资产就超出6000万两，一个区域性的商帮却富可敌国，而这些财富绝不是掌握在上述八十四家，而是有很大的群众基础。

　　浔商的红火，主要是来自辑里丝的贸易，同时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开办了新式工业，如“八牛”中的商人们在上海、苏州、无锡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创办了一大批早期现代民族企业，如二十世纪初上海规模最大的丝厂——康乾丝厂、杭州近代第一家丝厂——通益公纱厂等。但湖丝的生产和贸易却不时凸显“危机”：一是湖丝的外贸量和价格掌握在洋人手里，时多时少、价格高低浔商根本掌控不住，二是湖丝贸易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而异常剧烈，风险很难把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浔商开始退缩于其他行业，如盐业、典当业和钱庄等，总算保全了一些资本。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国内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而国外，日本的机器缫丝业迅猛崛起，1913年，日本丝的出口量超过中国的1.87倍，加上人造丝大量侵占市场份额，浔商的辑里丝贸易、加工的戏唱到了尽头。

　　浔商的百年沧桑，留给我们沉重的启示：靠资源优势起家的财团和商人，可以称雄于一时，而不可延续。辑里丝，让浔商们拱拱手就来钱，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辑里丝终未形成一种产业优势；浔商们后来是开了一些工厂，但从世界的大背景来审视，却发现这些工厂大都工艺陈旧、技术落后，很容易被诸如日本的机器缫丝所取代。人造丝取代辑里丝是产业淘汰的结果，产品的升级换代是行业的“铁律”，而浔商们的体会是肤浅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只知道把挣来的钱用于捐官买爵、修园建楼，根本不研究市场和产业，不扑下身子走到产业的前沿，而是以不变应万变，最终挡不住产业的洪流，而被洪流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