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又将面临重大突破，这一次是在城市群之间。

5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

《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其中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探索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分析指出，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有利于加速人才、人口向重点城市群集聚，加速劳动力在城市群内部的自由流动，大幅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对第一财经分析，探索城市群内户口与居住证互认，这是将区域空间结构优化调整与城镇化改革有效结合起来的办法。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开展户籍的同城化改革，强化在空间上实施调节，可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冯奎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同城化的累计互认，可尽快在城市群试点推进，特别是可在全国有条件的30〜40个都市圈先行一步同步推开。为避免短时间内过多涌向中心城市的情况，可由各都市圈设定城市间同城化累计积分细则，比如规定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年限换算时的折合系数。

实施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会不会导致大量人口短时间涌向大城市？“恰恰不会，因为城市群、都市圈同城化改革意味着在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居住年限的积累的有效性，这将起到分流作用。”冯奎说。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有利于促进不同城市群、不同区域之间人力资源的流动，从而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珠三角、长三角等优势城市群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力资源进来，促进本地区的人力资源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对城市的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推动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加快补齐公共短板。比如，以每万人床位数来看，比如从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的床位数来看，东莞仅为37.1张，深圳这一数字也仅为38.1张，跟武汉、成都、重庆、郑州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东莞和深圳等外来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亟需补足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

在江苏、浙江、广东的一些特大镇，如龙港、虎门、盛泽、狮山等地，人口规模已经在数十万以上的量级，工业产值也远远超过中西部很多县甚至地级市的水平。但囿于镇级行政管理体制，这些特大镇的发展已然受到极大限制。一个“超级镇”的公务员编制不过几十个人，却要负担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人口的公共服务，属于典型的“小马拉大车”。

尽管有去年8月龙港镇改市的先例，但对大部分特大镇来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实现公共服务补短板相对复杂。相比之下，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将有利于这些特大镇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丁长发说，对这些特大镇来说，通过优化当地的公共产品供给，在城市群内形成以核心城市为首、错落有致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布局，进而可促进城市群更好的发展。此外，以人口的流动作为资源的优化配置依据，而不是以行政等级为配置依据，将非常有利于经济有活力的城市群吸收人口进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一举措更加重视常住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对常住人口远远大于户籍人口的城市要放宽行政资源，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包括地铁、医院、学校等等。当然，由于学位紧张，名校多的中心城市还是会对中心城区的居民同城化待遇有所限制。

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收缩型城市是一个客观现象。既有成长中的城市，也有收缩乃至最后消失的城市。当前，在东北、西北的一些城市，由于人口减少，城市收缩，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共资源也应该相应的调整。

在土地指标方面，丁长发认为，未来土地指标也应该跟人走，收缩型城市土地指标用不完，而很多人口流到大城市去，比如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土地指标就应该随着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