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舆论场上，关于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的话题突然变热，人们把它和澳大利亚正在肆虐的火灾对比，特别是把两国的救援反应进行对比，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这种对比是正当的。但是其中一篇“催泪爆款文”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认为将教训惨痛的大兴安岭大火简化为消防员伟大付出的英雄故事，是把灾难当凯歌，用廉价的感动遮蔽反思、换取流量。而这种批评的声音，也受到了批评。

　　“把灾难当凯歌”，是这样吗？这种说法对不对？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1987年6月2日扑灭；4天后，也就是6月6日，《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决定》发布，其中指出，“这次大火……造成职工、居民死亡一百九十三人，伤二百二十六人，使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这次火灾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目前还难以完全计算清楚。”此后进一步的统计表明，“仅有户籍之人死亡即达210人，烧伤者达266人、1万余户、5万余人流离失所。”扑灭大兴安岭火灾，4个集团军参战，共出动了8万多军警民，其中森林警察、消防干警和专业扑火队员2100多人。

　　在大火扑灭后第20天，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即通过了《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决议》指出：“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违反规章制度、违章作业和领导上严重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会议认为，这次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要引以为戒，要坚决反对和纠正严重不负责任的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违章作业的恶劣作风。”

　　201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中记载，时任林业部长和副部长的杨钟和董智勇，因大兴安岭火灾被问责撤职。

　　我们并没有把灾难当凯歌。33年前，我们的救援力量和装备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使命，全力以赴去阻止更大悲剧的发生，包括消防员在内的中国救援人员的献身精神，值得大书特书。事后，我们更是直面问题、实事求是，问责的同时，推动了包括森林防火救灾在内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

　　无论是33年前，还是今天，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直面问题、敢于解决问题的态度，正是中国强起来的秘诀之一，也是真正的中国自信。

　　全球化时代的舆论场格外复杂多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中国主流媒体不会对别国内政轻易发声，更不会和别国“比烂”；但是一部分西方媒体，在澳大利亚山火肆虐之时，主动拿中国空气质量来“说事”，试图拿中国来为当地治理体系的低效“背锅”，这不能不说是理屈词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