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交管部门再次推出“放管服”便民新举措：本市103家4S店可代为核发机动车临时号牌，其中80家4S店，群众购车后可直接在店内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业务，现场领取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享受正式号牌邮递到家的贴心服务。

　　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职能社会化之后，新车上牌也可以在4S店办理，车管部门又一个行政职能交给社会。在为这样的简政放权举措点赞的同时，更希望类似更多的行政职能从政府部门“放”到社会上。

　　简政放权的原则，并不是说“放”得越多越好，而是该放的放，把政府部门没必要的职能、不该管的事务，交给社会组织去办。以新车上牌来说，过去政府部门直接管理或有必要，但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早已在部门无障碍的情况下，这种业务与行政管理的关系已不是很密切。

　　众所周知，新车上牌的程序，主要是车辆相关信息录入到车管所信息系统；之后的车检程序，是车检员对车身、车架号、发动机号等关键部位拍照，然后上传到车管信息系统中；然后是车管大厅人员根据前述程序录入的车辆信息进行收费、制作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号牌，并审核交强险情况。

　　显然，这些业务完全可以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一样，由社会组织承担，车管所则可以通过其上传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发证。这种职能放到社会上，不是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行政管理的简化。

　　如此“放管服”之后，一是群众便捷了，买车、上牌都在一个地方办妥，减少了办事成本。二是行政成本降低。因为车辆注册登记、上牌这些管理和服务业务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程序较多，而行政部门编制一定的情况下，各地车管部门都雇用大量的临聘人员做这些事。上牌业务实行社会化服务后，车管部门的人力、财力资源都可以实现降低或优化到其他岗位。这样的“放管服”与资源优化，应为更多行政部门所借鉴。

　　机动车检验、年度审验、新车注册登记上牌业务放到社会上之后，驾驶员考试业务能否也参照这种模式，交给社会组织来办？之前因各地驾考积压，以及考官“收红包”、驾考腐败问题时有曝出，舆论中一直有“驾考业务放开”的建议。事实上，驾照的本质是一种资质，培训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考核与发授资质证，也完全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而政府部门应该退居到监督位置，变成纯粹的裁判员，把精力侧重于行业监督执法，监督资质培训与考核发证机构的依法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