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尽管我国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外资对我国金融业诉求也不断增加，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与实现自身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要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永远是进行时。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银行业，更要永远行进在对外开放的路上。

　　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不会从根源上增加金融风险，相反，通过参与高质量的竞争、引入高水平的管理体系与合作伙伴，我国银行业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与稳健运营水平，从而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应该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银行业抵御风险、提升质量的可行之道。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在对外开放中注意风险管控与引入对象的质量水平。金融体系应尽量引“清水”、引“活水”，不能引入一些“脏水”从而造成金融的不稳定。

　　针对我国银行业目前存在的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与总体规模不匹配、公司治理水平和防控风险能力有待提高、整体发展质量与体系效率不够高等问题，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症下药”:

　　首先，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监管水平的提升，在竞争中提高银行业自身防风险的能力。通过与国外高水平机构的竞争，我国银行业机构可以加快自身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风险预警、管控和应对能力。通过竞争，银行业可以在实战中提高处置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从银行业监管来看，很多国家的金融开放都遵循了从管制到审慎开放的原则，我国也不例外。在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监管要始终坚持审慎开放原则，保证体系稳定，防范重大风险。同时，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监管部门也可以向国外同业学习，与国际高水平监管接轨，创新监管模式，为我国银行业在新开放格局中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其次，我国银行业可以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提质”。高水平外资银行在现金管理、交易业务和高端客户理财管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随着扩大对外开放，中资银行势必将在优质客户资源、人才吸引、高端理财业务等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银行业机构应把竞争视作提升自己与学习的契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业务等既有优势的同时，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进行产品创新，努力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快“补短板”。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引资，利用对外开放的契机，拓宽资本补充的渠道与方式；其次要引进先进制度，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内控合规、公司治理制度与良性的企业文化；再次要“引智”，要丰富与外资银行合作的内容结构，形成在人才培养、技术与专业知识培训等方面的深层次、高质量合作，实现自我“智”的提升。如此，我国银行业有望形成一个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双赢的新局面，从而提高自身发展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再次，通过放开、取消境外投资者的入股比例限制，一些中小型、地方性农商行和城商行的募资需求会得到更好的满足，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更好地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当前，许多中小型农商行、城商行仍面临资本不足、发展困难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业的巨大规模与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不匹配、支持区域发展不力的问题。通过放开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在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很难提高话语权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能会转而青睐一些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管理水平高、资本雄厚、专业程度高的外资机构的入股，对于中小型地方性机构是利好消息，它们可以借机补充资本，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治理水平。

　　开放带来竞争，竞争促使进步。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我国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拥抱竞争，实现发展质量与防范风险水平的双提升，银行业才能真正变得“大而美”，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