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杜杨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3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决定自今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国开展综合整治包括租房售房电话营销在内的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经济导报记者调查发现，当下济南房地产相关行业电话营销已非常“嚣张”，连售楼员都常被推销电话骚扰。而与传统电话骚扰相比，现在客户信息获取往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更先进、效果更精准，监管难度也越来越大。
    监管趋难，整治该如何发力？中国互联网协会专家委员、经济导报特约评论员郭涛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快立法，并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同时电信运营商也要行动起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精准打击”骚扰者。

被3个“同行”电话推销

    “商铺现房，要不要了解一下？”3日，经济导报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华山片区的中海华山珑城，不承想售楼员在接待经济导报记者的1小时时间内，连续接到3通这样的推销电话，都是向他推销楼盘的。
    售楼员自己接到楼盘推销电话，这颇具“黑色幽默”的一幕，说明当下骚扰电话的猖獗，更凸显《行动方案》发布的及时。根据《行动方案》，售房租房电话营销已被列入严格规范的重点行业商业营销行为。
    据这位售楼员透露，他们每天都会安排不同售楼员交叉进行电话回访、电话营销，“但电话号码都是顾客主动留的，我自己每天都能上报三四个新到访者电话，这些电话我们每天还回访不完呢，没有必要打骚扰电话推销。”
    至于什么是骚扰电话，他以刚才接到的推销电话为例：“我没主动留存任何电话，也没去其他楼盘看过房，甚至我就不想买房，却接二连三接到这样的推销电话，这就是骚扰电话。”
    济南房地产网总经理柳廉恒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房地产营销最需要的是“精准”而非“覆盖面”，“一个楼盘在销售过程中会尽可能详细地为目标客户‘画像’，根据‘画像’精准营销，而‘广撒网’式的电话营销只能作为补充。”
    不过，在1小时内接到3通骚扰电话确实些夸张。作为移动互联网专家，郭涛判断，在中海华山珑城售楼处附近可能设有伪基站，“伪基站范围内所有电话号码都会被抓取、记录，然后被Call客们拨打。”
    所谓“Call客”，在房地产业内泛指电话营销，现在又延伸出“骚扰电话”或“拨打骚扰电话的人”之意。实际上，当经济导报记者离开该售楼处时，也接到了一个Call客推销信贷业务的电话。“信贷是与房地产紧密相连的上下游业务，你的电话在售楼处被抓取，很容易被标记为‘购房者’，可能有信贷需求。”郭涛如是分析。
    经济导报记者检索法律期刊发现，目前对利用伪基站抓取号码行为本身的定罪与量刑尚存争议。

客户如何精准定位

    伪基站设在售楼处有何玄机？Call客们又是如何运作的？营销骚扰电话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
    在百度以“伪基站”“抓取号码”为关键词，会搜索到很多带着电话号码的留言。而当经济导报记者以房地产经销商的身份拨通其中一个号码时，对方的介绍与郭涛所言非常一致，而且还不忘提醒：“根据你们竞品楼盘大小，大楼盘建议选购3公里半径的基站，价格8800元一台；小楼盘选1公里半径的就行，每台6800元。”
    据了解，现在的“伪基站”全部设备仅一个背包大小，绕着售楼处走一圈，购房者的电话会被“一网打尽”。然后，将抓取来的电话号码导出，就可以交给Call客拨打营销电话了。
    一位曾做过Call客的民办高校教师对经济导报记者回忆称，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拨打招生电话，“就在电脑机房，每人一个工位，通过类似SKYPE的电脑软件拨打，在界面输入手机号用鼠标点击就能拨出，资费很便宜。”据悉，教育部也是发布上述《行动方案》的13部门之一。
    至于手机号码的来源，这位老师表示，都是负责招生的老师从各地发回来的、学生家长登记的电话，“拨打来路不明的号码，会影响工作节奏。”
    由此看来，电话营销最基本的要求是精准定位客户的电话号码，而通过宣传活动、来访登记等形式获得的客户电话无疑是最精准的，售楼员“电话营销=电话回访”的观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时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包括《行动方案》点名的房地产行业在内，各行各业的营销需求大增，于是“各开发商开始与营销公司合作，拓宽楼盘销售渠道。”柳廉恒表示。
    柳廉恒认为，与营销公司合作，在房地产开发商的营销体系中只是作为辅助补充，后者进行‘广撒网’式的营销，对前者精准的营销模式形成“查漏补缺”。
    营销公司自然也希望电话营销能对客户精准定位，但显而易见，营销公司没有开发商或学校那样的条件，为目标客户精准“画像”，“他们精准‘定位’的，只有目标客户出现的售楼处。”郭涛判断，售楼员之所以被推销楼盘，就是因为手机号被伪基站抓取到，并被Call客判断为购房者了。

靠大数据整治“Call客”

    通过抓取的地点，来为手机号主“画像”，并为产品营销精准定位，郭涛将这种模式定义为“大数据分析”的初级形态，而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需求，继而针对其兴趣进行营销活动，“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常见的营销模式。”
    对于Call客来说，初级形态的“大数据分析”远远不够，把售楼员判断为购房者的“笑话”时常发生，但“如果将手机号主出现在各楼盘周围的频次叠加分析呢？这既能排除售楼员，又能对购房者的看房偏好加以分析。”郭涛表示，随着数据的丰富，手机号主的“画像”也会渐渐清晰。
    “很多个人信息数据不光是被伪基站‘抓取’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不注意保护。”柳廉恒称，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少人都不介意以个人信息换取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比方说外卖，我们不吝于将家庭住址、手机号等信息告知他人，以换取更便捷舒适的就餐体验。”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行动方案》有“依法严厉打击各行政机关和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物业、物流、寄递等重点单位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的部署，说明在个人信息的源头上，已经可以依法打击故意泄露的行为。
    上述售楼员也表示，顾客留下的联系方式受到了严格保护，“售楼员要是故意泄露，一经发现马上开除，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报案。”
    去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将入罪。
郭涛认为，这种有量刑标准、具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非常必要，“互联网营销模式发展飞快，一些亟待司法定性的营销行为层出不穷，故而这些解释出台越快、越多、越具可操作性，Call客等营销行为越能规范。”他还建议，相关立法应加快脚步并适度超前。
    除了严查个人信息泄露关，郭涛还建议通讯运营商同样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也为Call客们“画像”，“哪些手机号在短时间内频繁单向拨号？这些手机号申请时间有多久？有没有被第三方标记为‘广告推销’等标签？这些都是可供分析的大数据。运营商应该主动出击，直接铲除骚扰电话，或主动为相关部门的整治提供线索，最终净化通讯环境。”
    “科技当以人为本。”郭涛表示，“大数据分析不应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更应成为隐私的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