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影响有多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生产和交易环节诸多因素。我们通常判断贸易战对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冲击，前提是假设国内生产成本不变，美国进口对价格变化的需求弹性无穷大。然而，实际上在生产和交易环节，出口商品的成本拥有足够的弹性和调节空间，特朗普关税能造成的冲击效应有限。

　　最直接的成本缓冲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减税政策和减税空间。对特定行业减税是应对关税保护最直接的手段，也符合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能够起到与财政补贴类似的效果，同时又不触犯WTO“反补贴”等相关法律规定。

　　交易缓冲的另一个环节在于人民币汇率，中期看来，人民币均衡汇率会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一定的汇率下行幅度可有效缓解美国关税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贸易作价方式是有效缓冲成本因素的又一有力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同时催生了为数众多的中小规模跨国公司，他们可以借用内部贸易和结算方式，在不进行大规模生产转移的同时，改变原产地规则，再通过第三国出口。尤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和升级，生产具有一定技术集成度的中间品贸易已充分表现出综合竞争优势，并且这种生产分工的灵活调整在亚洲生产网络中更易实现。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的生产投资布局，已经初步建立起由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区域生产和贸易网络。

　此外，需要考虑到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再实体化”的发展大势。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在于“去实体化”。然而，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正显示中国经济重归实体。尽管该过程仍然经历一段时期的不理性发展，比如大量资本盲目涌向互联网等新经济产业，社会资本存在错配的问题。但这种不理性繁荣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控制背景下，有重归理性的态势。从2018年上半年起，越来越多的新经济项目在市场上募集资金已显得较为困难。实体经济恢复是结构性的，还不能从PMI之类的统计数据中发现端倪，但其趋势不可阻挡。

　　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似乎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在特斯拉新投资的厂址所在地临港开发区内，还集聚了一大批国际机床和机器人(17.240,-0.15, -0.86%)等智能化产业，这种生产资料领域的大规模生产供给将直接推动国内其他生产制造业的大规模技术革新和效率提升。过去数年，在“机器替人”领域的发展正重塑中国在生产制造业领域新的竞争优势。中国走向集约化、技术和资本集成化生产的基础日渐牢固，技术竞争力的提升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价格需求弹性对产业形成的冲击。

　　中德近日达成的合作协议似乎验证同一个道理。经过多年的沉淀和迷惘，中国已为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做好政策准备，宝马和大众等车企在长三角重新布局新能源车生产体系，既是一个拥有庞大需求体量的市场召唤的结果，也是地方在产业和营商环境取得进步的重要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