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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间，中小银行的资产配置经历了一个变化周期。
随着金融去杠杆及整治乱象的推进，银行业，特别是以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从业务结构来看，社融“回表”，具体表现为银行同业业务占比下降，存款占资金来源比重以及贷款占资金应用比重上升；二是从利润结构来看，利息净收入的占比有所回升。换言之，以贷款为主体的生息资产利润贡献度增加。
微观来看，近期农商行披露的2017年年报数据，也体现出上述相关趋势。
比如，截至2017年末，东莞农商行同业债权余额为93.91亿元，较上年末大幅下降50.26%；同期，湖北咸宁农商行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规模分别较年初下降67.38%和43.74%。
再以无锡农商行为例，该行2017年的策略为：一方面加大同业存单投资，并缩短债券投资久期，以保持流动性基础上获取稳定利息收入；另一方面则逐步压缩风险相对较高的信托、资管计划收益权及理财产品投资业务。
就此后续影响，华创证券分析师周冠南分析称，同业杠杆的压降将造成市场配置力量减少。
同业占比下降
根据央行公布的中资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5月卖出回购和银行同业往来规模分别较1月下降了近2400亿元、超3300亿元。从占比来看，5月境内存款占资金来源比重较1月上升0.2个百分点，同期，卖出回购和银行同业往来占比分别下降0.2和0.4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负债方面，中小银行对存款的依赖度有所回升，对同业的依赖有所下降。在资金应用方面也是如此，贷款的占比升高，同业资产的占比下降。
同业业务增速下降乃至规模收缩，始于2016年四季度的金融去杠杆。但今年以来，相关文件落实力度加大。本轮金融去杠杆最重要的三个监管文件分别是资管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大额风险管理新规（《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和流动性新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微观来看，从去年开始，同业收缩开启。
以湖北咸宁农商行为例，东方金诚7月3日发布的最新信用等级通知书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规模分别为7.28亿元和17.34亿元，较年初分别下降67.38%和43.74%。截至2017年末，该行同业融入资金净额10.06亿元，资金业务杠杆率1.39倍，较2016年末下降了23.20%。
中诚信7月10日发布的东莞农商行最新信用等级通知书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同业负债规模较上年虽有增长，但在总负债中的占比下降至18.06%。且受到金融去杠杆和资管新规等因素影响，该行同业理财规模大幅下降，整体理财规模增长速度放缓。
由此，2015年以来中小银行形成的资产配置方式在2017年转变：同业占比下降，而存贷款业务占比上升。
回溯2015年末，以典型的几家城商行为例，锦州银行投资类资产规模占比超过50%，盛京银行、青岛银行等城商行投资类资产比重超过信贷资产。彼时，市场上不乏对银行“不务正业”的评价：城商行、农商行从存贷银行变成了投资银行。
而从2017年始，新的配置策略显现，并将在2018年延续。
人员分流
中小银行的同业业务拐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窥见一斑。
有华东城商行人士7月12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开始，包括该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开始了部门人员分流，部分同业部人士被调往零售条线开展新工作。
某华北城商行资管部负责人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监管驻场检查，目前所有增量同业业务基本暂停，且存量业务在新投资方面也有所停滞。
而过去三年在上海聚集了大量非持牌银行的机构，也在2018年迎来了“返潮”。这些所谓“非持牌机构”，主要是在上海没有设立分支行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在沪设立的同业中心和金融市场中心，主要从事线上和线下同业业务。随着严监管的落地，这类“沪漂”机构的人员也有所分流。
除了人员调整之外，价格可以说是市场兴旺的核心要素。2015年银行大力配置同业资产，加大投资规模，原因是投资类资产收益超过贷款收益。回溯2015年，以前述重庆银行和锦州银行为例，当年投资类资产收益率比信贷资产收益率分别多0.17和0.70个百分点。
而上述东方金诚出具的等级通知书显示，主要受2017年市场利率上升的影响，截至2017年末， 咸宁农商行持有债券浮亏合计0.44亿元。
前述中诚信出具的等级通知书也显示，东莞农商行根据市场价格变化，2017年卖出了部分收益较低的同业资产，受此影响，截至2017年末，该行同业债权余额为95.91亿元，较上年末大幅下降50.26%。
对此，华创证券分析师周冠南分析称，同业杠杆的压降将造成市场配置力量的减少。第一，表现在同业杠杆的拆解过程中必然导致场内杠杆和产品杠杆的减少；其次，银行之间的同业链条拆解将导致资金回到银行后有不同的配置需求，不一定在债券市场；第三，同业链条拆解过程会存在流动性在机构和时间上的错位产生市场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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