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7月2日），银行业最为引人瞩目的消息莫过于贵阳农商行不良率飙升至19.54%，在银行股行情低迷的情况下，这引发了不少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

　　这一消息出现在中诚信国际对贵阳农商行的一份评级报告中，该报告于6月29日披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报告中，中诚信国际将贵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下调评级的主要原因是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大面积暴露带来的各项监管指标恶化，涉及拨备覆盖率迅速降至34%左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转负以及客户贷款集中度超标等问题。

　　

　　银行指数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这并非个案，事实上，已有多家农商行受资产质量明显下滑影响，盈利、拨备、资本等主要财务和监管指标恶化。但这又并不是整个银行业面临的情况，仅从评级角度来看，去年初至今已有超过150家中小银行评级获上调，评级遭下调的只有12家。

　　不良恶化，贵阳农商行评级遭下调

　　根据中诚信国际6月29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贵阳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该行2015年7亿元、2016年5亿元的二级资本债信用等级从A+下调为A。

　　

　　贵阳农商行近年部分经营数据

　　报告认为，以上等级肯定了贵阳农商行较为明确可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灵活快速的决策机制及快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但评级同时反映了贵阳农商行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业务运营较容易受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变动的影响、不良大幅攀升、盈利及资本指标大幅下滑、资金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性及信用风险管控带来较大压力、产品及业务品种较为单一、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

　　当然，这段话过于书面，我们根据这份评级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列出了一组对比：

　　1、 去年末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仅为34.15%，远远低于监管要求；

　　2、 去年末不良贷款规模增加到78.43亿元，是年初的5.7倍，相当于当年净利润的近40倍；不良贷款率高达19.54%，是年初的4.7倍；

　　3、 去年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41%，资本充足率0.91%，均远远低于监管要求；

　　4、 客户集中度过高：去年末单一客户集中度高达153.57%，前十大客户贷款集中度达到1002.59%。

　　简单来说，就是贵阳农商行去年信贷资产质量严重下滑，不良贷款规模迅速上升，这就势必带来贷款损失准备的增加。银行此时有两个选择，要么牺牲当期利润，尽量满足监管对拨备覆盖率的要求；要么牺牲拨备覆盖率指标，满足对利润的要求。

　　两种策略在贵阳农商行2016年、2017年的业绩中分别体现：

　　2016年采用策略一：该行不良贷款规模较年初增长63%至13.74亿元，同期该行贷款损失准备支出大幅增加179%，拖累当年净利润同比下滑75%至1.19亿元；

　　2017年采用策略二：该行不良贷款规模较年初增长471%至78.43亿元，但同期该行贷款损失准备支出仅较年初增加不到5%，当年的净利润确实是同比大增66%，但拨备计提严重不足却促使拨备覆盖率由161%下降至34%左右。

　　加上资本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存在缺口的，缺口部分需要在核心一级资本中全额扣除。这也就侵蚀了本来就不多的核心资本，促使该行2017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负数。

　　多方面因素促使不良恶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贵阳农商行去年资产质量的严重恶化？中诚信国际的评级报告中给出了三点原因：

　　一是，受地区经济发展下行、钢铁产能过剩、民营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不足及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大的影响，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不断上升；

　　二是，贵阳农商行前期对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且总行政策指导不明晰等内部管理问题；

　　三是，为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2017年末该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导致年末不良贷款激增。

　　表面上看，是第三点原因直接造成了贵阳农商行资产质量的迅速恶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受第一和第二点因素影响，过去几年贵阳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潜在压力都居高不下，2015年、2016年该行“关注+不良”贷款占比分别高达33.04%、40.01%，2016年末的逾期贷款占比、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也分别达到34.01%、25.75%，而2015年、2016年该行披露在财报中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仅为2.93%和4.13%。

　　可以说，是前几年贵阳农商行未能准确计量、暴露隐藏的不良贷款，因此在2017年加大暴露和清收力度后，呈现出不良贷款规模和占比迅速攀升的现状。

　　除前面所说的原因以外，贵阳农商行2016年~2017年不良贷款规模和占比的迅速上升，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2016年3月，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索美英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审查，并在当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17年7月，原贵州银行副行长王大鸣接任贵阳农商行董事长一职，他更早之前还担任贵阳银行(12.060, 0.00, 0.00%)董事长、行长。

　　评级报告也显示，2017年以来，贵阳农商行通过多种手段加快处置和盘活存量不良资产，并严格内控机制，严控新增贷款风险。在压降存量风险贷款和严控新增的双重作用下，该行逾期贷款明显下降。

　　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25%至59亿元左右，不良率较年初下降5.68个百分点至13.86%。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规模较年初下降20%，占比由年初的24.3%下降至18.33%。

　　并非个案，但绝非行业表现

　　面对资产质量指标的迅速恶化，通过牺牲拨备覆盖率来保住当年利润或者减小利润降幅，贵阳农商行并非采取这一方式的个案。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同处贵州贵阳的乌当农商行身上，由于资产和资本规模远远小于贵阳农商行，因此不良贷款大面积暴露带来的压力甚至要更大。

　　同样先列出乌当农商行2017年末的一组数据：

　　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仅为26.62%；

　　2，不良贷款规模达到20.12亿元，是年初的8.7倍；不良贷款率14.96%，是年初的7.4倍；

　　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3.12%，资本充足率0.07%；

　　4，最大十家关联方表内授信净额占资本净额的比例高达154.66%，注意，这只是关联方，并非前十大客户。

　　但即便拨备覆盖率牺牲到不足27%的水平，乌当农商行去年净利润还是同比大幅下滑71%。

　　此外，山西侯马农商行去年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8%，促使该行拨备覆盖率降至36%左右，资本充足率降至2.36%，一季度净利润则同比大幅下滑70%。

　　山东广饶农商行去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则分别为20.2亿元、13.9%，分别是年初水平的6倍、5.6倍，同样的，该行年末拨备覆盖率也大幅下滑至33.16%，核心资本充足率则由13.78%降至8.12%。

　　除前述银行外，似乎更多的银行更愿意采用牺牲当期净利润的方式，来消化不良贷款的大面积暴露压力。譬如：

　　1，柳州银行：受近年不良爆发影响，该行2017年末“关注+不良”贷款占比高达25.58%，净利润连续三年出现下滑，其中去年净利润暴跌89%；

　　2，丹东银行：去年末不良贷款规模较年初大增157%，全年净利润则受此影响，同比下滑近50%。

　事实上，不良贷款的变动情况也反映出目前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化，在宏观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一些商业银行前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显露，这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上述贵州地区的两家农商行为例，去年该地区资产质量水平也不容乐观。2017年末，贵州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突破550亿元，较年初增长66%；年末不良贷款率达2.63%，较年初上升0.78个百分点。不过在今年一季度，贵州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不良“双降”。

　　天风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也认为，部分地方银行资产质量差的情况早已暴露，这与其风险管控制度、地方经济息息相关。不过他也表示，一部分农商行、农信社资产质量确实差，资不抵债很正常，但不代表银行业情况。

　　这从整个银行业的评级变动上也可以看出：2017年，虽然有7家银行被调低评级，但合计有122家银行评级被调高；今年上半年，分别有山东五莲农商行、吉林蛟河农商行、丹东银行、山东广饶农商行、贵阳农商行5家银行被调低评级，但也有29家银行评级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