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至今，31省份陆续公布了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根据各地2017年预算执行报告统计，广东、江苏、上海三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前三甲，广东省更是高达1.31多万亿元；增速上，山西、西藏、内蒙古增长较快，吉林、天津出现负增长；财政自给率方面，东高西低的态势十分明显。

　　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是该地综合实力的展现，作为地方财力的表现形势，财政收入还反映了未来该地区在政府支出上的能力，不仅包含政府公共事业的支出，同样还包含着对该地市场及产业发展的支出。从2017年数据中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虽然各地政府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量上显示出了明显的东强西弱格局。

　　这种格局由来已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不同省份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数据显示，东西部差距从1978年的408.2元上升到2013年的30856.62元。当然，剔除价格因素变化，以1978年的价格为标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实际GDP差距也从1978年的408.22元上升到2013年的5178.73元。东西部的人均GDP比值在2附近徘徊。地方财政收入依仗地方产业的发展，因而，财力在基数水平上的东强西弱，反映出产业结构和产业经营效益在东西的差异。

　　首先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产业的变更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多。落在具体的指标上，有学者运用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迁，数据显示，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从1980年的近乎80%下降至如今25%左右，整体的产业变化很明显。分开看东西部地区差异，抛开东西部在初始值方面的20%差距，其在总体上下降是有相同趋势的。但具体到省份来看，在2017年财力排名表前几位的省份都具有较低的劳动力份额占比，而排名靠后的基本都属于占比较高的。

　　其次，地区产业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发展更趋向如今的高利润行业，像互联网行业就多聚集于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城市借助对外开放先于内陆城市发展起更具效益的产业，之后的结果便是当某个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就开始向西移动，按照不同的资源禀赋开始进行产业的变迁，可以说初期东部地区的产业都是领先于西部一定时间的。这也改变了东部在资源和人口上的劣势，使其成为资本富集的地区。但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产业形成并不是来源于资源禀赋，更多依靠政府政策引导。

　　产业的差异由地区差异而起，反过来又加剧地区差异，任由产业自由发展可能导致地区差异过大，区域产业趋同等不良影响。由于产业差异的不断加大，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需求于供给失调。同样，小区域内产业的趋同也使得同业竞争激烈，效益产出低下，缺乏创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加上税收政策改革，地区的发展也会有相应的调整。但一方面，经济增速的放缓丝毫不影响高端产业的盈利逐年攀升，因而可能对西部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分税制和营改增对地方政府形成的财政压力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对该区域已有产业的过渡扶持，而拖慢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差异导致的财力差距是种必然，但承认差异并不是无所作为，我们要保证产业分布的合理，即不同地区按照不同资源禀赋合理规划地区产业。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央政策的出台引导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有利于规范各地政府行为，避免政绩竞争带来同产业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需要双管齐下，利用税收再分配力量，有的放矢，利用政策力量引导资金流向，避免资金、资源、人才的错配，形成各地结构性要素供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