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杜杨 济南报道  

    “我们村只要一‘分地’，回来的人比过年都齐！”济南长清区某乡镇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对经济导报记者说。而这种“两头跑”却是当下转移中的农业人口或称其为“新市民”的生活常态，其中更有不少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既为常态又有症结，近日由山东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下称《方案》）便有所反映。经济导报记者发现，其中关于子女随迁入学、医保城乡异地衔接、“农地用益物权”保留等条文，切中了农业人口融入城市问题要害。
    在助力农业人口转移的同时，《方案》还涉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陈传波据此认为，“随着政策的有效衔接，城乡间双向流通的通道正在形成。”  

融入城市，但不落户

    作为一个济南“新市民”，李文认为自己挺幸运的，“赶上了快递业最红火的时候，收入最多时每月赚六七千不成问题。”
    李文是从业9年的资深快递员，除了高收入的工作，他还幸运地在2016年，也就是上一波济南房价大涨前买了一套房，“房价转眼就翻番！”资产的快速增值让李文喜不自胜。
    随着年龄增大，李文也在考虑未来要不要坐办公室。而李文就职的公司——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其公共事务部的工作人员马占超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目前公司给每一个快递员都买了“五险”，也经常提拔一线员工进入管理层，为他们提供职业的晋升通道。
    同为济南“新市民”，百奇乐超市负责人高国义走的是个体经营之路：凭借独特的供货渠道压低了商品价格，百奇乐已成为郎茂山社区最热门的超市之一，并开始了连锁经营，高本人也成了“社区好邻居”。
    不菲的收入、向上的事业预期、稳定的工作及生活圈子，甚至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上述二人可谓济南“新市民”中的佼佼者。然而，这两人也有一个与典型济南市民不符的共同点——都没有济南市区的户籍：李文的户口还在德州齐河，高国义的户籍则在历城区仲宫镇。
    “我们一家在齐河还有8亩地，流转出去每亩地每年还能有800元收入。”李文说，“等孩子18岁了，我就得让村里给块宅基地。”
    农村户口很“值钱”？舆论倾向于认为，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是农村户籍最大的“含金量”；而《意见》虽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且“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但保险起见，不少如上述两位这样的“新市民”不敢轻易迁走户口。
    实际上，山东正处于中国户籍改革的最前沿。在《意见》出台前10年，山东省就出台文件，逐步取消户口的农业、非农业之分，实现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而日前出台的《方案》亦属一脉相承。

城乡间的差异和牵绊

    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抹平城乡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尤其在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让人无奈的是，“新市民”家庭往往横跨城乡，上述差异也造成了一个个家庭在城乡间的牵绊。
    “2016年我买了房，首先就想到把孩子带出来。但因学籍问题不能在济南入学，所以我们爷儿俩只能分开。”李文认为，济南的教育是吸引他落户的重要原因，“济南教育的氛围、环境是县里没法比的。”
    公开资料显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要在济南求学，需要出具户籍证明、暂住证、租房或购房证明、务工证明，即所谓“四证”。不同的区还要求出具家长学历证明、一年以上社保或个体营业完税证明等材料，“等到家长凑齐材料，不少孩子可能又因升学学籍被锁，丧失入学机会。”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之一——济南普利中学的一位老师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他还分析认为，李文的孩子就是因为赶上中考学籍被锁，才无法就读济南的学校。
    除了教育，城市的医疗条件与相关保险的覆盖面也是农村比不了的，“社保一联网，我就把老家那边的‘新农合’停了；这边公司给交着社保，比每年100多元的‘新农合’强多了。”李文如是表示。
    虽然没有条件让“单位给交”保险，高国义还是自己购买了济南的商业保险，代价不菲，但他认为很值：“前段时间有个邻居在济南做了心脏手术，前后花了将近4万元，‘新农合’才报了6000多元。”他认为城乡间医疗保障不仅“含金量”不同，衔接也有问题。
    这种衔接问题引起了高国义的担忧：“家里老人想念孙子，免不了要进城多住几天，也免不了要感冒发烧。如果在城里看病，‘新农合’只能报住院费用；要是给老人在城里买了医保，回到老家看病又不方便了。”
    上述担忧在采访中得以证实：济南七里山街道人社服务中心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导报记者，前段时间就有家长来咨询医保异地报销的问题，“他带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孩子生病了，但不属于可报销的‘急病’，结果在老家治疗的费用就没法在济南报销。”
    于是，李文不得不留孩子在家乡求学，高国义则时刻惦念乡下父母的医疗保障。

人口双向流动如何打通

    牵绊由差异而生，消除牵绊的最佳途径自然是消除差异。
    然而，抹平城乡间客观存在的差异谈何容易。高国义就以经营超市为例，说明城市的发展机会远多于乡下：“村里超市的商品配送就是个大问题，而且顾客没那么多，商品价格也就下不来。”
    通过加强城乡间政策衔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的市民化，便是消除牵绊的最优选择。在《方案》中，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了“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办法”“加强各项医保制度的有效对接”“农业转移人口整户转为城镇居民的……继续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等条文。随着上述条文的逐步落实，今后，两位“新市民”既不用担心“分地”，也不会担心子女入学和父母的医疗保障问题了。
    与此同时，《方案》中也有“推进城镇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以农村“七改”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条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陈传波认为，这就是十九大新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如果乡村能振兴，现代化能加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推进，农业人口的流动就不是单向流入城市，返乡甚至下乡也会成为趋势。”他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如果城乡人口实现双向流动，这是否与《方案》“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初衷相违背？陈传波并不这么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人的城镇化，仰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让外来人口凭居住证也可以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圈地扩张、农民失地进城’的土地城镇化。”
    “我们的根在农村！”开篇提到的长清区某乡镇工作人员如是形容农业人口与农村的关系。她曾凭求学跳出农门，在深圳工作多年，年过而立又考取了公务员回乡效力，成为“双向流动”的典型。她认为，双向流动应如此：“如果你落户城里，家乡会给你最大的支持；倘若你回乡创业，家乡也会敞开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