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要说我们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促进了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很穷，人民也很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是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是很努力的。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但是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仔细看创新，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单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所以，我们的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名词解释

　　体制成本，是成体系的制度带给经济运行的成本。它不但包括由前辈学者原创、极富启发性的交易费用或纯商业费用，而且包括在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里通过一系列制度强加给各方当事人的成本，其中包括税费、管制、审批、法律政策的限制及禁止，以及围绕希冀这些变量发生变化的观念、舆论、公共政策辩论以至于政治竞争等相关耗费。如法定成本、市场准入成本、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移动退出的成本、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等。（周文）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