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58集团联合腾讯公司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发现，一线城市对95后的求职者吸引力出现下降，而二三线城市的吸引力显著上升，占比达到41.3%，高于其他年龄段求职人群。具有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群体的95后日益青睐二三线城市，将扭转过去单向涌进一线城市就业的趋势，不但能够进一步缓解一线城市的就业压力，对于加快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以及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作为新生代主力军的95后，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劳动力求职市场中，95后求职人群已经占总求职人群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群体不仅正当年轻，而且拥有更高的素质，思想活跃，充满激情。从年龄上来看，95后中有不少人正是刚刚大学毕业或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数量高达上千万人。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0年，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13年，大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教育水平，是过去所有年龄段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线城市都是劳动力求职的首选之地。事实上，不少一线城市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十分庞大，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典型的如北京，在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聚集了800多万流动人口；在上海的24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000万的流动人口；而在深圳的约1200人口中，流动人口有800余万，更是占到全部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增速趋势放缓，特别是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由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再加上功能定位的重新界定，使得一线城市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有所下降。除此以外，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紧张的工作节奏，也削弱了一线城市对于求职者的吸引力。有数据表明，北京在2013-2016年的常住外来人口增幅持续快速下降，分别为29万人、16万人、3.9万人和15.1万人。这主要是因为北京近年来出台的系列政策，比如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和人口规模上限、提高落户门槛、疏解中低端产业等。上海的情况也类似，据统计， 2015年末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相比2014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14.77万人，同比降幅为1.5%。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即便是广州和深圳的外来人口有所增加，但增幅也已经大大下降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人力、财力、物力的合理化调配和投入，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大幅上升。另外，部分产业下沉至三四线城市也带来了就业机会。因而，95后求职者出现了求职目标从一线城市转移到二三线城市的明显趋势。二三线城市的政府也从中嗅到了机会，纷纷出台了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人才的回流，涉及住房、户口、创业扶持等多个方面。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大学生凭毕业证就可落户，购房租房可“打八折”，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活补贴如见习补贴、技能等级补贴、培训补贴等，数额占据大头的是租房生活补贴，且补贴政策的门槛并不高，在当地就业并交纳社保即可。

　　以95后为代表的劳动力转向二三线城市，不仅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对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使得大量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一线城市。但是，当一线城市的发展开始面临着“瓶颈”的时候，二三线城市接力起跑，既是城市发展的特定规律，也是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

　　不仅如此，二三线城市自身越来越强劲的后发动力，也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一大亮点。一方面，一些二三线城市承接了一线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为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比如富士康已在中国大陆超过35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尤其近几年，已在重庆、武汉、成都、衡阳、长沙、惠州、郑州等内陆地区相继设立产业基地，投资规模均在百亿元规模以上，生产中心向内陆迁移的趋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一些二三线城市成为创新创业活动中心，这是吸引年轻人最大的利器。最为典型的如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杭州，论上市公司的数量、富豪榜的排名、创业创新的活力，杭州都已经十分接近北上广深，再加上有G20峰会和亚运会两大盛会的背书，因而成为许多年轻人最理想的就业之地。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许多处于节点上的二三线城市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成为吸引年轻人就业的招牌。

　　总之，95后由专注于一线城市转而更愿意到二三线城市就业，无论是对城市发展还是对于个人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和理性的选择。在互联网时代，创业就业的空间区域限制正在逐渐被打破，更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到生活压力不太大、环境更加优良的二三线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更看重“为兴趣和爱好而工作”、 “情绪释放、自我表达和精神自由”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