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滨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天翻地覆，回首40年，是重温和铭记历史，也是汲取力量前瞻未来……从1978年到2018年，滨州大地在这场深刻的变革里，从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老少边穷”成为粮丰林茂、赛比江南的黄河三角洲中心名城。

四十载破壳蜕变 新时代砥砺前行

 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鲜有人知，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要早、改革试验范围还要大。
    改革之前，滨州是“老少边穷”，曾经吃了几十年返销粮。那时，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食。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要“供应”。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话说的“八大两”。一到打粮食的时候，粮所就挤破了门。供应的粮食，小麦占不到10%，其余的是地瓜干、玉米等。据统计，从1949到1978年，滨州人民共吃了76.96亿斤返销粮，平均每年2.57亿斤，平均每人每年吃返销粮近100斤。
    此时，滨州大地上，多个公社干部群众冲破政策路线、思维惯性等束缚，以敢为人先、不计个人得失的气魄和胆识，悄然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试验。个别公社、生产队的大胆尝试，是燃烧在滨州大地上的点点星火，很微弱但很倔强，火苗风中摇曳，等待春归大地。
    此后，一步一次跨越，滨州的农村改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77年，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将土地包产到户，群众拍手欢迎，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动，这在全省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彼时的高青县，还属于惠民地区。
    1978年上半年，穷得在全区都“挂上号”的滨县单寺公社（今滨城区秦皇台乡），在公社书记范道彭的主持下开始“包产到组”试验。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又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试验。包产到户，划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
    事实证明，“单干”比磨洋工式的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两个村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的热情。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
    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的想象。至1979年底，全区80%的核算单位初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连年丰产丰收，滨州彻底告别了吃救济历史。
    1985年，济南、青岛等城市开始来滨州请求给他们调运粮食。那几年，滨州每年外调4亿-5亿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滨州农村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
    从1982年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至今，30多年间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超20个。2018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描绘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光明前景。
    滨州，早已从一个吃救济粮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供应大市，成为京津等大城市的粮仓、果园、“菜篮子”，2017年起还向全国输出粮食产业发展的“滨州模式”。粮食加工产业被列入全市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1500亿级为发展目标，努力建设国家级粮食产业融合循环经济示范区。

国企改革：啃下硬骨头

    农村“大包干”早已累累硕果满枝头，城市里的国企改革却颤颤巍巍才启程。
    1978年，滨州全区工业总产值为4.85亿元，利税0.58亿元。“工业落后”这顶帽子压得滨州人民喘不过气来。
    1979年至1991年，滨州工业快速起步。当时的惠民地委、地区行署为迅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改革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连续推出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有力措施。
    据原滨州地区体改委主任周福楼介绍，惠民地区的企业承包自1985年开始推行试点。“包字进城”，将农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做法，改为“交上国家的，留下企业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移植到企业。
    1988年，全区97%以上的企业进行了第一轮承包，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第一轮承包高潮。
    原以为承包是一剂灵丹妙药，能从机制上激发企业活力。可意想不到的是，当启动第二轮次承包时，出现了承包改革的“倒春寒”。
    1990年，全区企业第一轮次的承包到期。“在当时调查的5个县市和地直企业中，经营者对第二轮承包愿意继续干的占40%，态度犹豫、摇摆不定的占40%，申明不再干的占20%。即使愿意续包或摇摆不定的，心里也各自揣着‘小九九’，觉得承包基数不划算的，也会拉开架势跟你讨价还价。”周福楼感叹道。
    通过初步调查、分析和梳理，他们发现，对第一轮承包主要有对分配不合理、包盈不包亏等五个“不满意”。通过客观分析，发现第二轮次承包还面临承包基数难确定、利益分配关系难处理等四大难题。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难点，政府和主管部门提出了搞好第二轮承包的对策，承包经营责任制得以普遍推行。1990年底，全区第一轮承包到期的510多家企业实现了向第二轮承包的平稳过渡，为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制度保证。1993年之后，全区工业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各工业企业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滨州涌现了一批像张忠正、张士平、杨本贞、张可信等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新型企业家。而滨州活塞厂、鲁北化工厂、滨州印染厂等企业承包后的突出业绩，也令当初对承包持怀疑态度的人刮目相看。
    王阳明曾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他看来，“破山中贼”的胜人之事是容易的，而“破心中贼”的自胜之事则是困难无比的。放言改革，其实最难的是改到自己头上，革新自己的思想观念。
    回顾滨州40多年的改革历程，会发现一条“铁律”：每一个现实改革受困、发展停滞难行的阶段，滨州都会祭起解放思想这面大旗，用改革的手段化解前行道路中的风雨险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下半年起，滨州（统称）先后专门组织发起了10余次解放思想讨论活动。
    2018年初，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刘家义一句“山东落后了”，警醒了全省人民。7月22日，滨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宇向东分别带队，启程赴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考察学习，要带领全市人民在思想深处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掀起滨州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幕。

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是一项抻抻耳朵腮动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滨州的改革一直在路上，即使是从事发展改革工作的发改部门也一直在改革。
    今天的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惠民专员公署计划委员会。从1956到2018年的60多年间，发改部门经历了三个阶段、三种体制、三种经济状态，既是旧体制的承接者，又是新体制的迎接者、开拓者。成立60多年来，发改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和6次机构改革、11次机构更名。
    不论机构名称、规格如何变动，但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每次调整与改革，发展改革部门的职能更加贴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实际上，它头上顶的只有“试、冒、闯、创”四个大字，演绎了一出出揭开历史新画卷的大戏。
    当前，滨州市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正在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是秉持40年来不曾停歇的改革思维，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举措，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激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
    截至目前，九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连续召开17次会议，为全市全面深化改革谋划顶层政策设计。2018年2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政府在设立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的同时，挂牌设立了市级营商环境监督局，这在全省尚属首家。
    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九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上，通过了《滨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试行）》，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打造便民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全省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此外，滨州专题研究了全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关工作,确定了滨州市国资国企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要路径。推动国有资本向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支撑和重要保障作用的重要基础设施、民生公益和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五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行业、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集中。

产业调整：首次实现“三二一”

    哲学上讲实现质变有两种途径：一是量变引发质变，二是内部结构调整优化引发质变。这种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放在改革开放40年来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上也适用。改革开放以来，滨州基本上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开始进入产业结构升级并向高级化方向发展阶段迈进。
    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调研员梁中华从事统计工作30多年，是一名“老统计”了，对滨州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脉络较为熟悉。据他介绍，滨州三次产业结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极大激发了生产力。1983年一产增加值较1982年增长28.3%，总量达到9.18亿元，是1978年的2倍。这是滨州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最有力证明。
    第二阶段（1984-1992年），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时期。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从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走到第二阶段的城市改革。1992年，滨州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历史性跨越，由“一二三”演变为“二一三”，三次产业比例为32.5：40.4：27.1。
    第三阶段（1993-2006年），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滨州全面推进“工业兴市”战略，2006年三次产业结构变为11.7:60.4:27.9，二产占比达到历年最高点60.4%。可喜的是，1999年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二一三”到“二三一”的转变，三次产业比例为25.3：45.8：28.9，标志着滨州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
    第四阶段（2007年以来），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时期。10年来，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就业富民的重要渠道、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2018年上半年，滨州三次产业结构由2007年的10.6:59.9:27.5，调整为7.4:44.3:48.3，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在采访期间，梁中华特意提到了一组数字，即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64.0:18.9:17.1，调整为2018年上半年的7.4:44.3:48.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31.2个百分点。
    对此，他强调，这是滨州产业结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标志着滨州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进入了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全国层面，2017年我国三产占比为7.9：40.5：51.6，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幅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也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生态嬗变：从盐碱涝洼到北国江南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滨州因水得名。然而恰恰因为水资源严重匮乏，滨州自古就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年平均蒸发量1805.8毫米，降水量仅为564.8毫米，且集中在7、8、9月；退海之地，全市70%以上区域地下水矿化度大于3毫克/升，无法利用。受制于盐碱、干旱，河海之间的广袤土地种棵树难如“在石头上栽葱”，农业生产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群众吃房檐水、沟塘水，每遇旱年这些苦咸水也没法保障。
    1988-1992年，滨州地区利用世行贷款和“两黄”开发(黄淮海平原开发和黄河三角洲开发)机遇，先后对簸箕李、韩墩、白龙湾、道旭、张桥、大道王、胡楼等灌区进行技术改造。至1996年，全区引黄灌溉面积由1987年的131.25千公顷增加到306.48千公顷。即便如此，滨州北部县区农业生产、人畜吃水依然无法保障。从1993年开始，在簸箕李、韩墩两灌区之间的高亢地带，开始进行“小开河引黄灌区扩大治理工程”。1998年11月28日，小开河一期工程竣工输水，滨城、阳信、沾化、无棣4县区21个乡镇557个自然村、30.3万人解决了用水问题。作为标志，小开河工程拉开滨州公共水利事业的历史新篇章。
    2008年春，滨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9600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以生态水系构建为核心的“林水会战”工程，在黄河三角洲生态脆弱区开启了以水生态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
    十年锲而不舍，全市累计投入200多亿元，完成各类水利工程7268项，疏浚河渠14509公里，新增蓄水能力2.3亿立方米；建设“旱能浇、涝能排”的高规格方田300万亩，发展特色林果种植面积100万亩，年产量达到97.4万吨；完成合格造林156.2万亩，建设国家、省级湿地公园17.6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6.8%提高到26%……产业兴旺，乡村美丽。因为水的浸润，滨州城乡告别盐碱荒蛮，向“粮丰林茂、北国江南”华丽转身。
    林水会战过程中，资金始终是滨州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滨州市委、市政府建立政府引导、地方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充分利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推动林水会战持续深入。
    一方面，在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涉农资金项目支持，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200万元以奖代补配套资金。另一方面，把林水会战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全域旅游相结合，吸引专业公司、龙头企业、大户、农民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林水会战，实现了社会得绿、企业得利、农民得益的多赢局面。
    通过探索“政府租赁土地、公司化运作”模式，建立健全集体林权制度和绿地认建认养等工作机制，全市干线道路沿线、大型灌渠两岸全部得到高标准绿化，成为一条条“景观带”“风景线”。
    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有效破解了资金瓶颈，截至目前，林水会战累计投入已超过200亿元。政府引领，市场跟进，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和谐联动，推动滨州由“水瓶颈”向“水支撑”快速演进。
    在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秦皇河公园，有南开大学叶嘉莹教授题写的一副楹联———“一水带名洲入眼风光骄鲁北，千秋遗厚泽惠民功业忆秦皇”。
    林水会战，实现了滨州从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的嬗变，成为滨州科学发展的“生态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