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底，住建部公布了第二批276个全国特色小镇后，目前已公布的特色小镇达403个，其中基金小镇有33个，2016年设立的有16个，2017年截至6月底，已设立5个。

　　2016年7月住建部等三部委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教育科技等特色小镇。此后一年间，中央又先后下发6份通知，“特色小镇”在政策层面屡被提及。此外，在政策的鼓励扶持下，近年来初创企业数量保持高速增长，与之相关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在数量和规模上也呈快速发展之势，基金小镇建设风潮随之渐起。

　　但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基金小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体一致，同质化仍为痛点，建设者、运营方对真正重要的如何引进基金机构的办法并不多。平台化和载体化才是基金小镇的应有之义。

　　遍地开花的“东方达沃斯”

　　基金小镇是指利用私募基金集聚惯性，按市场化方式设立运行，能吸引各种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及相关金融机构聚集，拥有“精而美”软硬件环境的金融和资本资源聚集地。

　　基金小镇其实是一个“舶来品”，这一模式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例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硅谷沙丘路基金小镇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誉为全球对冲基金“大本营”的格林尼治小镇，在这块只有1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约380家对冲基金总部，掌管的资本超3500亿美元。因此，“东方格林尼治”、“对标达沃斯”是我国特色基金小镇经常会给自己贴的标签。

　　投中研究院基金小镇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规划成立33个基金小镇，其中2015年设立基金小镇10个，占基金小镇总数量的30.3%；2016年设立16个基金小镇，占总数量的48.5%；截至6月底，2017年已设立5个基金小镇，占国内基金小镇数量的15.2%，基金小镇建设在稳步进行中。

　　从地域方面来看，目前，成立于浙江的基金小镇个数最多，有15个，占全国基金小镇数量的45.45%，紧随其后的是广东和江苏两地，设立基金小镇的个数分别为5个和4个，占全国基金小镇数量的15.20%和12.10%。其中京沪和江浙等东部地区的基金小镇多在2015、2016年已开始布局，不仅数量上更占优势，发展也更为成熟。2016年后，湖北、西安等内地和西部省份也开始发力，特色基金小镇已遍地开花。

　　国内目前最成熟的基金小镇是浙江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该小镇位于杭州上城区，紧邻杭州市中心，距离西湖3公里，距杭州新CBD钱江新城6公里，距萧山国际机场半小时。据融中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10月，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已集聚各类基金公司和配套机构720余家，资产管理规模突破3600亿元，累计投向580余个项目。2017年上半年，小镇已实现税收6.5亿元，并有800多亿元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受益企业600余家。已然成为上海、北京和深圳之外中国最大的对冲基金聚集地。

　　基金公司“抢夺战”

　　基金业作为轻资产、轻人力、财富高度密集的行业，除了可以创造大量财政税收外，还可以对区域内其他产业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间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相较单个的基金公司，创建基金小镇能快速形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打通资本和企业的连接，有效支撑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链经济的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基金和人才入驻，各地政府纷纷在优惠政策、配套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打起了“组合拳”。证券时报记者对全国主要基金小镇的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后发现，政府推出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落户奖励、投资奖励、税收优惠三个方面。北上广深地区规定，给予一定规模以上的基金一次性落户奖励，规模以下的则给予一定补贴；投资方面，一般会对投资本市企业或在本市投资企业的基金，按其投资额的比例进行奖励；税收方面，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给予不同的优惠政策。

　　“政策层面我们最看重税收优惠。”维度资本董事长厉汉华对证券时报记者说，“目前各地施行的政策主要还是地方性的，我们更希望基金小镇能争取到国家层面的政策，从而助推“双创”，并能引导上层政策落地实施，比如引导基金、税收优惠、风险补助等。”

　　基金小镇目前的资本运作方式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引导性产业基金、完全市场化基金和产业投资资金。其中，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创立若干专业投资子基金是主流模式。该模式有助于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效果。政府引导基金对于被投基金投资对象也有所侧重，主要投向政府着重发展和主导的行业或产业，投资地域是以当地区域范围为主。

　　从特色基金小镇的运营来看，政府、市场、企业等主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政府主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需要完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执法治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制度环境、加强社会治理等；基金公司作为特色小镇的主角，重在挖掘市场机会、整合特色资源、发挥自身优势、进行产业培育。

　　同质化仍是痛点

　　全国各地的基金小镇建设可谓如火如荼，但整体看来，尤其是与国外成熟项目相比，同质化仍是目前我国基金小镇的痛点。

　　融中研究院指出，目前基金小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体一致，规划区域内人力资源偏少，产业基础薄弱，运行模式也大体类似。

　　此外，尽管各基金小镇有名义上的市场化主体，但管理运营受地方政府影响仍然比较大。此外，一些地方把精力用在选址、造房子上面，而对真正重要的如何促进基金机构扎堆办法不多。

　　“有些城市的基金小镇之所以能够聚集机构是因为有先天的优势，但这是不可复制的。不建议在全国大兴土木建设基金小镇，这可能是一种浪费。”厉汉华表示。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近日在公开场合指出，特色小镇是能引导金融资源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载体，包括产业、资本、城镇三个方面的要素。特色就是要有核心竞争力，自然资源、产业基础或者稀缺性都可以，如果一哄而上就“泯然众人矣”。

　　北京协同创新园总裁陈良秋认为，基金小镇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基金机构的创新性生态系统能否形成。在建设基金小镇时，要根据小镇的特色及周边环境，选择适合的业务结构和重点发展的业务。“特色小镇最大的特点是就地城镇化，重点是‘就地’两个字，居民必须要就地城镇化，产业必须就地升级，发展必须实现本地的循环，这就区别于以前传统产业园区的大拆、大建、大招商。全国最大的金融特色小镇，我觉得是北京的金融街(11.240, -0.07,-0.62%)，后期的产业很难培育出这样的特色来。”陈良秋说。

　　平台化运作

　　创造交换价值

　　基金小镇作为特色小镇的重要类别，其发展路径不能脱离特色小镇发展的整体逻辑框架。管清友表示，“产城结合”、“产融结合”是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两个着力点。产城结合在金融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已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变成一种必需。金融政策的变化，意味着过去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市场的泡沫会逐渐被挤掉，逼迫金融和资本深入渗透到实业和产业里去。

　　“目前面临的困境，一是‘有产无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所以产业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当中一定包含着更多体制机制上的探索和创新，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教育医疗公共卫生资源的配套。二是‘有城无产’，产业空心化，没有产业。三是产城不协调，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划混乱，这个非常普遍。”管清友说。

　华晟基金董事长林竹认为，有了产融的力量在背后，产城才能做得更好。“产融结合”得到工信部、财政部、银监会联合发文推动。怎样利用金融和资本的力量，进一步促进产业和城镇的融合，是包括基金小镇在内的所有特色小镇建设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除了产融结合外，平台化和载体化或许是特色小镇建设中应探索的更深层含义。在陈良秋看来，特色小镇的核心是打造一个平台，为各要素的交换提供一个场合，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土地、有房屋、有产业、有资本。那么这些要素之间要进行有效的交换，然后创造出价值来，这才是一个产业特色小镇生命力所在。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PPP项目促进办公室主任周凯波同样认为，特色小镇的“特”不是产业，而是在特定区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通过特色小镇来实现。“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区了，为什么还搞特色小镇？就是区域经济转型、区域产业升级和新型城镇化，要通过这个载体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