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与祁同伟具有同样成长经历的人，早年的艰辛让他们养成了俭朴的美德——即使经商成功，却对物质享受并不沉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洁身自好。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以来，热度持续升温。对剧情的各种解读、评说，时时刷爆朋友圈。这其中，有一种观点，是对剧中贪腐分子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的“同情式理解”。祁同伟家境贫寒，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乡司法所，最终是通过婚姻改变了命运。祁同伟剧中自称走上贪腐违法之路，是前三辈子穷怕了，这种论调，被不少人认同，一些粉丝甚至大喊“心疼祁厅长”。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往往率性随意；但是，类似言论背后代表着一种社会情绪，却值得重视。

　　不用说，祁同伟前半生的经历，在当今机关事业单位中高层干部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出身贫寒家庭，受惠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中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因机遇垂青，在事业上有了一方天地。不过他们奋斗过程不易，此间难与外人道的种种艰辛，足以刻骨铭心。他们对祁同伟的同情，或多或少，有物伤其类的成分。

　　而更多普通人对这种同情的附和，则反映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阶层焦虑——人们期待社会有更强的流动性，给更多人足够的上升空间。这些情感，都会让人们面对祁同伟们时，有着远比痛恨更复杂的情感。

　　但是，我们冷静理性地观察思考，祁同伟的成长经历具有代表性，但他的贪腐之路并不应该具有必然性。事实上，更多与祁同伟具有同样成长经历的人，早年的艰辛让他们养成了俭朴的美德——即使经商成功，却对物质享受并不沉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洁身自好。

　　祁同伟把自己违法乱纪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父辈的贫困，这种自辩之词，是没有是非之心的无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父辈所代表阶层的羞辱。我们不否认成长经历对人的影响，但是，早年的贫穷决不可能成为身居高位之后贪赃枉法的理由。

　　而反过来看，像《人民的名义》剧中的赵瑞龙，父亲是副国级高干，成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不一样无恶不作？类似的，还有剧中人物省油气集团老总刘新建，按眼下说法，也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不也一样贪得无厌？

　　因此，讨论当下的贪腐，如果眼睛盯着贪官们的出身阶层，极易用情绪代替是非，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观点。说白了，它是“文革”中“出身论”的当代翻版。这种观点如果四处流播，积非成是，无疑等于给大量寒门子弟打上了羞辱性烙印，令本已被强化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雪上加霜。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一个官员的清廉与贪腐，与出身的社会阶层没有必然联系。祁同伟身为寒门子弟，能力出众，但从他的婚姻选择，可以看出其工于心计，这是人性之恶。但假如有制约权力的完善制度，即使身上缺点多多，他或许可以凭能力走得更好。可惜，制度的漏洞放大了祁同伟品德的缺陷，让他走向深渊。从这点上讲，祁同伟的命运让人叹息扼腕，但不值得同情，而加强制度建设则永远是反腐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