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刚刚履新的两名正部级官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有了相同的新头衔。

　　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任命丁学东、郭树清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肖捷、尚福林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3月1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上透露，2017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

　　货币政策的走向，牵动着整个经济的脉搏。无论是股市、楼市、人民币汇率，还是实体经济、大宗商品，都与货币政策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那么，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怎样一个“牵动脉搏”的单位呢？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从央行获悉，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隶属于货币政策二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于1997年7月成立。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条例，委员会具体有5大职责：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

　　委员会每季度定期召开会议，通常在3月、7月、9月和12月，但具体日期要在特定会议召开以前提前公开。会上表达的观点将简短记录在会议纪要中，会议纪要将在会后公布。

　　也就是说，每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定调，皆是这个委员会的“集体智慧”。

　　如此重要的委员会，其成员也得是“重量级”。“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15名组成成员，主席为央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

　　其他14名委员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央行副行长易纲，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央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中国银行(3.620, 0.02, 0.56%)业协会会长田国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教授樊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白重恩。

　　这15人组成的委员会，可谓阵容强大。从学历来看，有12位博士；在行政级别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周小川为副国级、另外有10位省部级。不仅如此，《条例》还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应当具有宏观经济、货币、银行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金融专家还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金融研究工作10年以上。

　　事实上，1997年委员会成立之初，人员只有11人。根据当时的《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一人”组成。

　　其中，首任主席为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

戴相龙

　　2000年和2001年，保监会主席和国家统计局局长相继加入货币政策委员会。

　　2003年4月，国务院决定重组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调整为13人，包括央行行长和两名副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发改委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外管局局长、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保监会主席、统计局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金融专家。

　　自2010年之后，委员会增至3名金融专家，形成现在的15人阵容。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发现，除了戴相龙，还有许多高官曾在委员会任职，包括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现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现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开行董事长陈元，现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等。

　　金融专家方面，则有周其仁、吴敬琏、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郭树清此番是第二次进入委员会。上一次是2011年11月，郭树清刚刚担任证监会主席之时。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委员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委员”，有相对固定的委员构成，因此，随着官员的职位变动，会有这种两度成为委员的现象。

　　所以，在2013年，调任山东省省长后，郭树清卸任委员之职，“补位”的是他在证监会的继任者肖钢。

　　不仅郭树清，两度入选的还有樊纲。2006年8月至2010年3月，樊纲曾在委员会任职3年多；2015年6月再度入选。

樊纲

“政事儿”注意到，由于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他们公开场合发表对财经领域的“只言片语”，都会被认为“信息量很大”，引起市场关注并解读。

　　2015年黄益平出任专家委员时，由于此前一段时间他认为当时的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不够，就被舆论分析为“释放了政策宽松的信号”。

　　今年1月樊纲还曾发文谈及房产税：“有一种说法是房产税不管用，你这就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如果像美国一样到了3%-4%的房产税你看起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