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份近期相继披露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研读这些数据，可以洞见中国经济转型的曙光。

　　受经济下行压力及以5000亿元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为主的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今年地方财力的变化更为复杂。对比各省份数据可以发现，处在改革前沿的、较早致力于经济转型的省份，财政收入（指小口径财政收入数据，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以税收为主，而税收又能直接、真实地反映各地的经济情况，可谓经济的“晴雨表”）已经迎来蓬勃增长，各项经济指标也反映出经济的活力；反之，“吃老本”型的省市却步履艰难。显然，一冷一热，反映的是经济转型的效果，其中也蕴藏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密码。

　　具体来看，2016年广东与江苏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开，达到了2269亿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1336亿元。上海则是首次超越山东夺下“探花”，并紧追江苏。

　　多数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未实现两位数增长。山西、黑龙江、新疆出现负增长，其中山西以-5.2%垫底，不仅被贵州反超，对广西也只剩0.72亿元的差距了。

　　财政收入背后是经济活力的差异。

　　从数据来看，广东省可谓巨人起舞。从体量上看，广东不仅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上在全国居首，反映经济规模的全省生产总值（7.95万亿元）也位居全国首位；从活力上看，广东民间投资增速在全国低迷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全国。从细分产业看，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动能澎湃：2016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76.3%、工业机器人(20.690, 0.00, 0.00%)产量增长45.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18.3%、19.9%。

　　其背景正如专家所总结的：前些年广东结构问题突出，经过几年改革，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当地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上海与广东异曲同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19362.34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5%，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4762.50亿元，增长1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618.58亿元，增长15.1%。

　　山西、黑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也反映出当地经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山西省省长楼阳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全省经济虽然呈现低位企稳、稳步向好的态势，但仍没有走出困难时期，多年积累的“一煤独大”结构性矛盾、“一股独大”体制性矛盾、创新不足素质性矛盾远未从根本上解决，企稳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也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

　　广东和上海的业绩来自于活力和创新。而活力和创新依赖经济治理，依赖制度软环境。

　　创新依赖制度环境，就像蜜蜂的生存依赖于优质生态。缺乏规范化法治环境、发达金融市场的地方，创新的火花难以燎原，更无法成长为连片的现代产业。从长期看来，制度软环境是塑造经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制度经济学因而称之为“制度资本”—— institutional capital），对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超过占有多少自然资源，超过具体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山西、东北的自然资源和政策优势绝不亚于广东、上海。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触碰天花板，如何通过改革培育出未来经济活力的源头，这是先进省份财政数据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