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跑路”：跑就跑了？

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最近，台湾籍诈骗犯“肯尼亚遣返事件”在两岸间闹得沸沸扬扬；但还有一种更普遍、受害人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社会危害同样严重的案件，却没有在舆论上引发足够的关注。这就是中国式“跑路”。人们对各种“跑路”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无奈“接受”了这一普遍现实。
    企业主经营不善，还债无望，一拍屁股走人，留下欠薪职工、材料供应商、债权人等四处告状上访。政府只好安抚、疏导，但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最终，“跑路”者的所有债务“一笔勾销”，受害人只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我国的刑法典中，没有专门的惩治恶意逃废债务者的法律依据。与此“沾边”的条款，一般主体债务方面常见的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三个罪名。逃废银行债务方面，直接的主要是骗取贷款罪（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诈骗两个罪名，此外包括部分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案件。
    但更普遍的情形是，企业主本身并没有从事违法活动，只是因为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导致债台高筑，经营难以为继，进而引发“跑路”。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可以依据《破产法》等，对剩余财产进行按序清偿，能分一张桌子分一张桌子，能分一根筷子分一根筷子。这在法理和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对债权人也是一种安慰。但是他们选择了“跑路”，一推六二五。
    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按诈骗罪惩处似乎太过严厉，因为他们没有诈骗的故意，只是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造成无力清偿债务；但是他们逃避了应履行的法律义务（清偿债务），并且这种逃避具有主观故意，因此应予惩处。但现行法律没有对这类行为的惩处规定，似乎归为“不可抗力”而默许。
    中国式“跑路”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表现最为突出。一个地区是温州，一个行业是P2P。
    2013年前后，受互保连贷等影响，温州地区大量私企老板“跑路”。企业害怕银行抽贷，银行害怕企业重新注册公司进而转移资产。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降到“冰点”，整个温州的信用体系处于崩塌的边缘，至今仍未恢复元气。
    P2P方面，泛亚、快鹿、中晋、e租宝、望洲财富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相继出事。有些平台的负责人已经身陷囹圄，等待法律惩罚；有些则是卷款跑路，人间蒸发。当初为了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政府采取的是“放手发展，不急于限制”的宽松政策；随着一批批平台问题集中爆发，最近政策才开始有所收紧。但代价极其惨重。
    中国式“跑路”不仅使受害人财富遭到损失、精神遭受折磨，而且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工作造成莫大困扰，更深远的危害则是对契约精神的肆意破坏——在一个欠债可以不还，责任可以轻松逃脱而不付代价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体系的。
    当务之急是推动修改《刑法》，尤其要对没有其他违法情节，只是因经营不善而“无过错跑路”的行为进行惩处。无论何种原因，只要逃废债务，跑了就抓，抓回来就判。唯有如此，才能震慑心存侥幸的“跑路”者，大范围减小“跑路”现象。
    而比修法更急迫的，是尽快扭转政府机关、公检法司和社会舆论对“跑路”现象的麻木和无视。认识到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