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改革要有“获得感”

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出租车司机抱怨“份子钱”沉重，乘客抱怨打车难，专车抱怨地位没有保障，出租车经营权数量和价格呼吁“双放开”……千头万绪都穿“出租车改革”这根针。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两会”上坦言出租车改革有三难：平衡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问题；平衡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平衡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的问题。他特别提到，如果改革不能更多地、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不能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此次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是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来衡量。
    对乘客来说，能够解决“打车难”就是有获得感；对出租车司机来说，能解决“份子钱”压力山大就是有获得感；对于专车平台来说，能够具备合法地位并得到经营权益保障就是有获得感。出租车改革是个方方面面瞩目的“技术活”，非常难以拿捏。
    有两个问题十分关键——
    一是经营权的问题。这次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出租汽车的经营权要无偿、有期限，目的是为了使出租车服务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而且用优质的服务来取得经营权，这是这次改革中很重要的方面。“无偿”是为了使政府从“争利”的非议中解脱出来，政府只是纯粹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不追求自身利益；“有期限”是为了对出租车的规模和容量进行控制。从乘客角度看，完全放开出租车数量，使之充分竞争，就能解决打车难的问题。但如果完全放开数量限制，一则出租车司机面临过分竞争，自身利益无法保障，会反过来影响对乘客的服务；二则出租车过多，会加剧交通、环保压力，并影响出租车运营效率（堵车），对乘客也不利。因此，政府通过“期限”来控制出租车数量是可行的。
    二是“份子钱”问题。“份子钱”涉及的是出租车企业和司机的经营问题，最好由双方协商解决。但问题是，企业因握有“经营权”而成为强势的一方，司机是弱势一方，协商往往对司机一方不利。如果一些企业收取高额、不合理的“份子钱”，以包代管、旱涝保收、管理方式简单粗放，导致劳资关系紧张，政府可以考虑限制甚至取消其经营权，以此平衡劳资双方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