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撤离”说明中国进步了

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尽管2015年中国GDP以6.9%的增速在全球鹤立鸡群，但一些媒体仍然用“外资撤离潮”的说法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对此，商务部长高虎城一不同意“撤离潮”说法，二认为部分外资小幅撤离与“（中国）不可能再给外商超国民待遇”有关。
    首先，外媒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下降的情况得不到数据支持。笔者查了商务部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160.1亿美元、1117.2亿美元、1175.86亿美元、1285亿美元、1262.7亿美元，大致保持稳定。如果说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比2014年减少13亿美元，就算“撤离潮”，显然太过牵强。
    其次，外媒对外资“撤离潮”的感受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认为，外媒感受到的不是客观情况，但感受到了某种未来的“趋势”。对于这一点，我们完全不必讳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一穷二白的局面，为了加快发展，不得不以低工资、低地价、低电价、低税收（甚至免税）等“超国民待遇”，大量吸引外资。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日益加深，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各生产要素发生了很大改变。特别是高地价、高用工成本、高环境成本等，使得中国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出于比价考虑，越来越多的外商开始将产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或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于是在一些外媒眼里形成“撤离潮”。
    但是外媒大多忽略了两个因素：一是从东部撤出的产业不都撤到国外，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中西部。在外资撤离东部表显著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利用外资却没有减少多少，就是这个原因；二，外资从中国撤离的大多是低端制造业，高端产业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有所增加。譬如2015年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770.5亿元人民币（折7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1.1%。
    外资的流向变化，与世界范围的产业分工重新洗牌有直接的关系。像纺织服装这样的低端产业，在高地价、高用工成本、高环保要求的中国，已经很难有利可图；而在低地价、低人工成本、环保要求不太苛刻的越南、印度等国家，却有丰厚的利润可赚，产业资本自然“避高趋低”。
    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优势逐渐丧失，但高端制造业的优势却逐渐养成。如政府管制越来越少，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人员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产业配套能力越来越强，研发手段和能力越来越强等。高端要素适宜高端产业的发展。统计显示，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从2001年的24％，提高至2015年的61.1％；制造业利用新增外资的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但结构逐步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商投资占比近1/4。相反，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重大海工装备等高精尖新产品，东南亚国家目前就很难生产。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外资也需要转型。外资需要在世界范围重新配置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在中国某些地区、某些产业的适当撤出，不应被抱怨“见利忘义”，也不能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全方位进步。
    外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撤出，中资何尝不也正在削减对这些产业的投入！去产能、去库存和“走出去”，本质上都是压缩落后产业，参与高端竞争。
    按照国际公认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将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中国从2010年开始，人均GDP就已超过4000美元。2014年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实现了13年连续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可以说在世界投资史上创造了‘奇迹’。”高虎城说，“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102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3.4%左右，其中八成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两成分布在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改变了国际资本在中国产业分工中的资本配置行为，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和加快在全球配置资源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现在就看外资和内资谁能更敏锐地把握这一产业分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