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报评论员 兰恒敏
国外“猎狐”,国内“巡视”,八项规定在反腐方面的雷厉风行和显著效果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八项规定中,还有两项十分重要但似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项是整治“会海”,第三项是整治“文山”。 据报道,北方某省一位县级干部告诉媒体,今年前7个月粗略算他参加了130多个会。有时一周七天,天天有会。 番禺一位干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基层多数工作变化都很大,只有文山会海顽疾不除,不少地方甚至丝毫未改。还有干部私下里反映,工作日里几乎半数时间以上在坐会,“真到了疲于应付的程度,干点正事的时间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喜欢开会呢?不外乎两种原因。 一是“惰政”。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后,不是自己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而是第一反应先开会,把任务分解、布置下去。届时,完成任务是自己领导有方,完不成任务是下级执行不力。这样的机关和领导是“传达室”,只起“二传手”的作用。 二是迷信会议、迷信权威。不开会不足以显示所布置事情的重要性,不足以体现“存在感”。出席会议的领导规格越高越好。至少分管领导出席,最好“一把手”出席。领导规格越高,说明此项工作抓得越有力。工作力度与参会领导的规格挂钩。 “文山会海”问题并非现在才有,也非中国独创,几乎是“历来有之,世界通病”。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讽刺那些长篇大论、空洞无物的讲话如同“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1981年11月5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向邓小平报送报告,请他致政协开幕词。邓小平批示:“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2011年《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的文章,文中引用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也意识到了“文山会海”给政府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福特总统的提议下,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关于联邦政府文书工作的调查委员会。这一调查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联邦的文书工作花费了每年大约1000亿美元,每位公民每年为此支出500美元。1980年,卡特总统签署了《文书削减法案》。 在通讯不发达的过去,有些事情必须开会,不开会无法做到应知尽知。但在网络信息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事情通过视频电话、电子政务、甚至短信等,完全能够办成。不仅可以大大节约费用、节约时间,而且免去参会者的奔波疲劳,腾出精力干正事。 要消除“文山会海”,首先要破除“到场才重视”的固有观念。参会人员对会议内容是否重视,落实是否有力,不在于会议的形式,而在于会后的检查。对会议内容落实情况查得紧、查得严,下面自然就重视。 其次,要加强统筹。不妨规定各地、各部门办公厅(局)为会议统筹部门。加强会议和文件的事先审核和监督,建立会议审批制度、发文审批制度。明确凡是可以通过发文件传达上级精神、部署工作的,就不再开会;严格审批,严格实行会议(活动)事前申报制度。 另外,从“斩断会议经费”入手,严格报批手续,加大会议审批程度。会议费不能报销,会议数量也能立即降下来。对违反规定的人则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让部分以会为生的领导干部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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