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茨说，带着这样的态度，随着诺曼底登陆而来的是“真正男性欲望的海啸”，让当地人民大吃一惊。她从诺曼底档案中找到许多美国士兵性侵和公然猥亵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尔，当地人出门时几乎肯定能撞见美国士兵与妓女在公共场合交欢。许多法国人声称，美国人的行为比德国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写道：“他们袭击、抢夺，把街道和我们的房子弄得团团乱。”
但罗伯茨的书也有问题。她没有探寻战场上的暴力体验和对性的贪婪之间的心理联系。她也没有给出这些事件的规模，也许只有少量士兵是这样的，但其比例不得而知。罗伯茨没有详述这些方面本身就透露了一点———她只想触碰禁区，留待其他人为着迷于性爱的美国大兵来辩护。
为金钱临阵脱逃
这不是我们习惯看到的关于二战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质疑盟军的英雄形象。记者查尔斯·格拉斯的《逃军者：二战最后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1939年至1945年间，15万英美士兵放弃军职的事。这些故事以前从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觉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们想让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将近70年无人触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许多士兵在血腥战斗的压力下失去人性的过程。格拉斯描述的战争与我们习惯在《兄弟连》中看到的状态相去甚远，因为许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队间调动，从未能与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谊。约翰·韦恩在电影《硫黄岛浴血战》(1949年)里刻画的指挥官像父亲一样的形象也被无情地颠覆了。的确有许多军官自己也身负重伤，无暇顾及寻求指导的普通士兵。虽然英勇事迹在这本书里也比比皆是，但这种英雄主义标准是多数士兵无法做到的。
虽然他十分同情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认为，这些士兵在战场下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他在书中说，一些逃军者不是被炮弹吓退的，而是看到赚钱的机会，通常和暴力犯罪团伙搅和在一起。他们性放纵，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从事暴力犯罪。
残暴不逊日本兵
如果说罗伯茨和格拉斯质疑了英雄的形象，那么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东亚历史的阿伦·威廉·穆尔的新书则颠覆了怪物的形象。穆尔在《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一书中，通过200多名日本、中国和美国士兵的日记审视了当时的亚太地区战场。
据他描述，日本士兵远非许多西方人仍然坚信的是“被洗脑的机器人”，日本士兵展现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度与中国和美国士兵完全一样。他们能够在目睹暴行时表达不满和怀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后抵达南京时惊恐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日本兵干的吗？”
同样，只有日本人残暴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穆尔描述，许多美国士兵与日本人的残暴程度完全一样，包括将囚犯乱刀砍死，斩首，把油炸过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为战争纪念品。穆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与其东亚的对手没什么区别。”日本士兵拒绝投降的传奇其实主要是怕被美国人虐待，而非什么特殊的狂热。
也许最让人不安的是穆尔对士兵写日记的分析。他说，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级的严密监视。因此，他们平时表现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写日记成为这些士兵说服自己听从国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许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们现在能更加舒服地表达质疑，而过去我们深深地陷入对冷战或反恐战争非黑即白的论断中。也许我们武装部队今天的所作所为(比如阿布格里卜监狱丑闻)也让我们不禁怀疑他们过去表现得如何。
不论最近历史学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么，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调不会轻易消散。这些故事得以持续的原因是，我们会对自己感到好受，对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对培养我们的国家感到好受。这些故事让我们同过去产生情感联系。时报广场上的这一吻比任何知识分子追求的细节真相更能满足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