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以期“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国共两党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之。”表示愿意外出商谈两党两军相关问题，并希望陈氏兄弟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但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对红军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曾养甫十分明确地告诉中共代表张子华，国共两党达成妥协的基础是陈立夫所提的四项条件，而这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表示可以接受陈立夫所提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同时委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重开谈判。没想到陈立夫在会谈时，竟然以发通牒的口气，要求立即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潘汉年当即予以拒绝，并拿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要求以此为基础谈判。这其中就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和取消根据地，红军服从统一指挥与编制，但“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蒋介石费尽心机，就是要将这支军队从共产党那里剥离出来。这当然不能为中共所接受，况且，共产国际也给中共明确指示:谈判的结果必须是“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让转告陈立夫，这种条件，使我们“无法接受”。
蒋介石同意联红容共一致对外
随着胡宗南的一个旅以上“剿共”部队被红军全歼，蒋介石发现军事进攻无法压迫红军就范，只得又指示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原先只允红军3000人，现在可以保留到3万人，不是编遣，而是改编。
蒋介石虽将红军人数扩大了十倍，可却仍然摆出一副招安的态势。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的来电后，立即回电:谈判显然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
“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作者注)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西安事变的爆发，突然中止了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中共中央这时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事变后的第五天到达西安。宋子文也将来西安善后。
经张学良安排，宋子文与周恩来于23日会谈，没想到会谈取得意料不到的结果。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关于红军，则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据张学良转告，蒋介石同意停战，“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