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晚上，吴桂贤来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向总理表达了想回西北国棉一厂的想法。
吴桂贤说：“总理，今天一是想您，来看看您。第二呢，就汇报一下我来了这几个月的思想和你叫我分管的工青妇筹备工作。”当时在场的邓颖超马上表示：“桂贤同志，你跟总理汇报工作，那我就走了。”吴桂贤忙说：“大姐你别走啊，我汇报工作，您还是我们工青妇的老领导啊，是我们妇联的老大姐，你不能走。”邓颖超说：“桂贤同志，给总理汇报工作，我从来不参与的。”
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还是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又一次找到周恩来，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周恩来回答说：“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这次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然后他又问：“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吴桂贤说记得，毛主席对工农委员讲“三三制”，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三三制’去做。”周恩来说。因此，此后3年多里，吴桂贤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先到西北国棉一厂，然后参加省委常委会，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汉中等地区，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会议室里少了四个沙发
吴桂贤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提法，是1975年5月3日。当天，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让吴桂贤很吃惊：“居然还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呢。”
更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晚，她亲身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她回忆道，当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开紧急会议。平时政治局开会，都要提前告知，但那天开什么会、会议什么内容都没说，大家都不知道。
吴桂贤赶到玉泉山9号楼时，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很多人。一进会议室，吴桂贤就发现少了4张沙发。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她说：“少了4个沙发。”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向汪东兴报告，应该到会的人全部到齐了。这让吴桂贤更加奇怪了。大约22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从里间走进会议室来。华国锋说：“刚才，桂贤说少了4个沙发。是的，今天少了4个沙发，那4个人永远都不会来了。”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接着由叶剑英报告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这次会议从10月6日22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整整一个通宵。
“文革”结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吴桂贤再次产生了回陕西的想法。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吴桂贤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我亲自写了报告，没叫秘书代笔。”吴桂贤说，报告交上去之后，华国锋给她打电话：“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准备，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铁托后抽时间再见你。”
后来，华国锋与汪东兴一起接见了吴桂贤。吴桂贤跟华国锋说：“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我在报告上写了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华国锋说：“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当时心里想，只要放我离开北京就好，那感觉就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么会闹出笑话呢！”吴桂贤说，自己当副总理的3年，总想着“不能给工人阶级丢脸”，想做点实事。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纰漏。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万一忘记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做人最难了，人的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什么都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一路各种运动都经过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吴桂贤说，自己一心听毛主席和党的话，尽了自己的力，不怕别人怎么说。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把“赵梦桃精神”带到深圳
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这年4月，深圳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到陕西考察。考察期间，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当时，深圳外贸集团与港商合资建了一家三资企业——鸿华公司，准备将其办成一家纺织、印染和服装生产一条龙的大型企业。
吴桂贤与深圳来宾会了面，陪同深圳客人参观了西北国棉一厂。李瑞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位曾经耀眼夺目的副总理，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赴深圳发展。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一开始，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和其他7个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同时，她还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争取员工进城户口指标。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吴桂贤退休了。她不仅从事扶贫事业，还带头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陕西招商引资，搞宣传。“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说，“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我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只要还有力气，就愿意再做点事。”
“改革开放多好啊！”采访的最后吴桂贤感叹，“你们年轻人遇到了好时机，是在大好形势下长大的。你们要珍惜好政策、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