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文学女青年高青子是沈从文的铁杆粉丝，不仅读遍了他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他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高青子是个兰心蕙质的女孩，而且有着细密的心机，她自己做这身衣服时，已经情有所寄，她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他在寒冷的风中落泪，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林徽因劝其斩断婚外情
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面对好友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烦恼，写信回复。1936年2月27日，沈从文收到林徽因的来信，林徽因信中表示：“你希望抓住自己的理性，也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
后来，林徽因提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而沈从文并没有挥剑斩情丝，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先后在1938年到了昆明，据曾与高青子同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的室友女诗人徐芳在接受访谈中表示，当时对沈高两人的往来，流言是颇多的，主要在于沈从文早已有了家室。而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最终，深爱妻子的沈从文及时刹车了，然而这种“灵魂的出轨”虽没导致家庭破裂，却加深了夫妻间的不理解。巧合的是，后来沈从文与高青子在西南联大重逢。这段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他们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沈从文有篇小说《看虹录》写于1941年7月，后来在1943年3月重新改写，并发表于同年7月15日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故事叙述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在深夜去探访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早已相通的两人，在这愉悦的气氛中放纵了自己，他们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
小说插入大量抽象的抒情与议论来体现沈从文的独特思索，他进行多种文本的实验，既有隐喻的语言模式，又有转喻式的多种故事结构方式，再加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沈从文刻意要把这段婚外情，写得隐晦，因此这小说是晦涩难懂的。
十三年后给妻子写下忏悔书
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短暂的婚外恋情敌不过稳定、漫长的家庭生活，这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她（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