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理讲情，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
滴血饮酒拜把结盟
1986年5月27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其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高岗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还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他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联络感情。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而他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好评。
一件事引起党中央关注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在此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儿子老虎6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1937年3月，高岗虽然还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叫苏区党代表大会）即在延安召开。高岗并没有能够成为会议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竟然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这说明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
接连升职的高司令
1937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高岗等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高岗任保安司令。
虽然高岗在三边时也被称为“司令”，但那时的十几人的“司令”与此时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此时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很快，11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接命令后，高岗立即率部开到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蒙古族同胞，清剿土匪，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这时开始，高岗可以经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记录上，也可以找到高岗的名字了。
完成了“三级跳”
1938年4月党中央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3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中，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历史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他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高岗任书记。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开始，至此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