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的党章时，毛泽东又两次圈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曾反映一些与会者的意见，对毛泽东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上有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回答：“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这三个副词，在宪法草案中也未写三个副词。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文时，删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语，并批示：“关于我的话，删去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些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对于为什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同意提三个副词，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却删去它，毛泽东1971年视察南方时有一个解释：“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夺取党政大权，不再是“兵荒马乱”了，个人崇拜就需要降温了。
如果林彪在会前向毛泽东报告张春桥和吴法宪关于三个副词的争执，毛泽东一定会指出，是他让删去三个副词的，而不会把责任推给张春桥和江青。林彪要在会上讲话或许报告了毛泽东，但不可能向毛泽东亮出揪张春桥的底牌。如果亮出底牌，毛泽东不会同意。毛泽东所说“没有同我商量”即指此。而叶群为达到打倒张春桥的目的所说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则是撒谎。
叶群在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撒谎时，陈伯达并不在场。对陈伯达撒谎是在另一场合。
第一次是叶群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了毛泽东在会前政治局常委商量时，同意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内容如吴法宪所回忆。这一次陈伯达不在场。因为他就是政治局常委。他如果在场，就可能揭穿叶群的谎言。
第二次是在回住处的路上，叶群当着陈伯达的面又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林彪讲话前报告了毛泽东，但是没有再说政治局常委商量的话。陈只要不吭气，就等于在吴、李、邱三人面前当了叶群的证人。吴、李、邱见陈在场，对叶群的话更加深信不疑。但是，陈伯达却是第一次听说。
为慎重起见，陈伯达又直接去问林彪。林彪未直接回答，反而问陈听谁说的。当林听陈说是叶群说的后，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据陈伯达回忆，林彪回答的是他的讲话毛“知道”。林彪这一回答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知道林要讲话，但并不知道他讲什么；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知道林讲话的内容。对于林彪这一含糊其词的回答，陈伯达当时的理解是后者，并认为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同意，于是积极活动，要把张春桥搞臭。但等到酿成大错后，他才明白，林彪之所以说“知道”而不直接说“同意”实际上表明，林彪的讲话并未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散布谣言的时候都避开了汪东兴。理由很简单，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叶群如果对汪散布谣言，极有可能穿帮。汪东兴积极参加围攻张春桥，是因为他对江青，连带着对张春桥非常不满。汪东兴参战，对林彪夫妇来说，乃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是意外的收获。
叶群散布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判张春桥的谣言，在庐山这一场风波中只是一个细节，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正因为她散布了这个谣言，就壮了陈伯达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干人的胆，他们才敢分头在各组发言，鼓动揪张。
叶群造的谣对这场风波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这把火最终却延烧到了林彪、叶群自身。
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似乎又回到他出任国防部长之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之中。这一年，他照例在苏州过冬。1971年3月返回北京后又立即转移到北戴河。北戴河是避暑胜地，尽管夏季比较清凉，但冬季却比北京冷。3月间，海边风大，春寒料峭。这么早就来到北戴河，在林彪每年的避暑史上是罕见的。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
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6月15日，林彪全家又到北戴河。此后，他和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面。
同林彪深居简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林立果的猖狂活动。林立果在空军内部组织了一个效忠于林彪和自己的秘密组织“小舰队”。1971年3月下旬，“小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实施武装政变。
此时，毛泽东急于解决林彪问题，这是因为林彪这个接班人并不合他的期望。而他已经是78岁高龄。岁月不饶人。如果听任林彪问题悬而未决，那他百年之后，林彪就会接班。他虽然不希望林彪接班，但也不希望有大的震动。因此，毛泽东给林彪施加压力，迫使他检讨、辞职，用平缓的手段把林彪这个接班人更换掉，应该是最佳选择。而这一任务必须在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开会前完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催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检讨，不断给林彪施加压力。但是，林彪就是不检讨。为给林彪施加更大的压力，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开始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在同各省市和各军区领导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了林彪所说毛主席“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还指出：“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他还将林彪比作彭德怀、刘少奇，称同林彪这次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并说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
这些信息传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惊慌。在叶群的督促下，林立果加快了策划政变的步伐。他和“小舰队”的主要成员准备谋害毛泽东；如果不成，则南下广州；再不成，则逃向苏联。
此时，毛泽东也在防政变。9月12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比往年提前返回北京。
林立果在策动江腾蛟、鲁珉、关光烈、王飞等谋害毛泽东遭到婉拒或推托并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于9月12日乘256号三叉戟到北戴河。林立衡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了林立果等人的异常情况。
周恩来于23时30分打电话给叶群，首先问候了林彪，然后询问知不知道有专机到北戴河。叶群习惯性地撒谎说：“不知道。”但她很快明白，这是瞒不过去的，于是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点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答：“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劝道：“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他又补充了一句：“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放下电话，感到大事不妙。她知道，在专机问题上，周恩来已经察觉到她撒了谎。她向林彪报告后，林彪知道，他儿子动员的那几个人只要有一个去自首，自己就彻底完蛋。处事一贯谨慎的林彪慌了手脚。此时南下广州已无可能，匆忙决定立即往苏联跑。他们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直奔机场，在一片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飞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北去，终于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叶群向周恩来不经意间撒的一个谎，却要了她和林彪、林立果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