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国投降，斯大林决定阅兵庆祝，由此开启延续至今的红场阅兵传统———
“从1965年5月9日开始，莫斯科的红场阅兵一直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今天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8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红场将再次举行盛大阅兵式。1945年6月24日的红场胜利阅兵式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第一次阅兵，参加者计有24名元帅，249名将军，2536名军官，31116名列兵和军士，军事技术装备超过1850件，由此开创了红场大阅兵传奇。”
1945年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相关文件于当天运抵苏联。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对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无数苦难”自有切肤之痛，对“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并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喜悦更是情不自禁。此时的斯大林便开始谋划红场胜利大阅兵。
继5月9日晚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斯大林于5月15日指示总参谋部立即考虑阅兵并将想法向他报告。他明确提出：“需要准备进行一次特殊的阅兵。所有方面军和所有兵种的代表都要参加……”
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招待红军将领的盛大宴会。同一天总参谋部领导向最高统帅报告有关两个月后阅兵的建议。斯大林指示，阅兵应在一个月后进行。于是，由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亲自签名的指示，当天便发给相关方面军的司令员们。在这9条指示中，包括受阅部队的组成、受阅人员的条件以及各种保障措施。
10天后，由斯大林签署的“370号命令”见诸中央各大报刊：
“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中对德国的胜利，兹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由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参加的‘胜利’阅兵式。
接受检阅的计有各方面军混成团、国防人民委员部一个混成团、海军一个混成团、军事院校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
由我的副手，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胜利’阅兵式首长。
由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担任‘胜利’阅兵式指挥。
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和莫斯科卫戍区首长阿尔捷米耶夫上将全面负责大阅兵的组织工作。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约·斯大林”
对于这一命令以及后来的既成事实，历史学家和广大民众反复热议甚至心存疑惑的问题之一，便是阅兵首长为什么会是朱可夫，而不是最高统帅斯大林？
其实，从朱可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就能找到答案。1945年6月18日，斯大林在别墅召见朱可夫，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朱可夫同志，您还没忘记骑马吧？”
“没有，没忘。”
“那好，您得去进行‘胜利’阅兵。”
朱可夫婉拒了，他表示，如此崇高的荣誉不该属于他，而该属于最高统帅。不仅如此，他还提示：这也是领袖的直接责任。但斯大林毫不动摇。送朱可夫出别墅时，斯大林再次对朱可夫说：“我阅兵是太老了，还是您来，您年轻些。我建议骑白马阅兵，布琼尼会把马给您。”
第二天，当朱可夫来到阅兵彩排现场时，碰到了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他颇带神秘口吻的一番讲述让朱可夫倍感惊诧。原来斯大林有意担任阅兵首长并指示布琼尼为他备马，未料想马不驯顺，将既有手疾、年事又高的斯大林摔下马来……
长期以来，对此“秘闻”自然是仁智互见。负责阅兵筹备的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证实，从一开始确定而且理所应当的阅兵首长便是朱可夫元帅。
还有资料称，亲信中有人曾劝斯大林，他可以采取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做法，乘车在广场检阅部队。斯大林以现有的骑马阅兵是传统为由，对上述规劝同样断然拒绝。
在分析这一历史事实时，有研究学者指出，“尽管是领袖本人的请求，但代替领袖的位置总是危险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代替就更是加倍的危险。”但“天才却有虚荣心的”朱可夫最后还是同意出任阅兵式首长。
无论如何，当时朱可夫的人气确实空前高涨。他不仅在一系列决定性战役和最危急时刻发挥出他人无法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所有前苏联军人中获得勋章、奖章最多、级别最高的“胜利元帅”，而且在现代战争史上拥有很深刻影响并占据很重要地位，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1945年6月24日红场阅兵及同年9月7日柏林盟军阅兵中阅兵首长的勇敢担当与圆满成功，客观上再次将朱可夫推上人生的巅峰。
红场阅兵结束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斯大林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并被授予大元帅的头衔。他手中的党政军大权仍然牢牢在握。
◆历史亲历
驯马师为元帅选马与驯马
对于朱可夫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寻找白马。有分析称，斯大林之所以坚持骑马的形式和白马的颜色，是他熟悉18世纪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与库图佐夫喜欢白马的古老传统，也深知白马标志着荣耀和力量的当代惯例。
朱可夫驾驭战马经验丰富
然而，到卫国战争结束前夕，苏军中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战马几乎一无所有。这就使得选马成了头号难题。据当时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驯马场供职的博贝列夫上校后来回忆，1945年5月的一天，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来到驯马场，挑选参加阅兵的战马。
结果马厩里虽有白马，但都不符合朱可夫所定的标准。后来，贝利亚的下属也前来相助，在捷尔任斯基骑兵团找到了一匹名为“库米尔”的捷尔马。该马系浅灰色，虽说未能在“白色”上“达标”，但其机敏、耐力与善于长途跋涉的特长实属难得。马被紧急带到国防人民委员部驯马场并立即投入了对它而言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出征。期间，朱可夫几乎天天到场，并长时间进行骑马训练。
目击者们称，训练时一片寂静，无人敢对元帅妄加评论。因为朱可夫并不需要指点，他年轻时的服役地点就是骑兵团。他驾驭战马经验丰富，临近阅兵时，朱可夫还细心梳理和修剪了马的鬃毛，为了美观还特地加长了马尾。
陆军元帅也是战马行家
尼·奥夫奇尼科夫也有自豪而动人的回忆。他生于库尔干州的农村，从小与马友好相处。当地人都说他对马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他曾入马校学习。卫国战争时为骑兵连排长，战后成为驯马师。这位老战士牢记并津津乐道于1945年为胜利大阅兵驯马的故事。直到85岁高龄时，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诉说着自己的马情结。
1945年，尼·奥夫奇尼科夫大尉担任驯马主任教练，在接到的上级指示中，特别要求他为陆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驯马。教练们每天8点钟吃过早饭，便匆匆赶往场地，工作19个小时。训练中最困难的是教马适应嘈杂、喊声和炮轰。为此专门将马拉到野外，在训练中还模拟射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时光：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但胜利精神鼓舞我们向前。”沉淀在驯马师心底的还有宝贵的精神财富。得知奥夫奇尼科夫是“库米尔”的驯马师，罗科索夫斯基曾经大声地说：“好样的！咱们有一致的马感！”
罗科索夫斯基来到驯马场已是5月底了。作为一个战马行家，他心爱的是名叫“波柳斯”的公马。只见它高大健壮，全身为深褐色，没有一点儿杂毛，而马鬃和马尾则为黑色。服务人员认为，训练时与朱可夫的区别是，罗科索夫斯基总是和蔼可亲，待人温和。他可以与大家一起长时间谈论各种马的优点。
阅兵首长完成任务驯马师功不可没
在许多军事首长尽力躲避骑马受阅的情况下，阅兵首长和阅兵总指挥出色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不能不说是阅兵传奇中的传奇。尤其是朱可夫竟然获得同事们“身轻如燕”与“如鱼得水”的高度评价。这其中，驯马师们功不可没。难怪奥夫奇尼科夫半个世纪后仍然信心满满：“我太了解自己的马了，所以坚信不疑：即便是响亮的‘乌拉’声和巨大的礼炮声也不会惊吓它们……”
◆历史寻踪
“胜利旗帜”与首次大阅兵失之交臂
按照计划，莫斯科红场阅兵本应由5号旗引导。这就是由苏军第756步兵团战士们于1945年4月30日14时25分插到柏林国会大厦的那面“胜利旗帜”。
将红旗插上德国首都这一想法，最早是由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在柏林作战的第3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先头部队应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这将成为纳粹彻底崩溃的象征。战士们按照苏联国旗式样制作了9面旗帜，代表着第3突击集团军编制内的9个师。进攻链上为首的便是由勇士们组成的突击队。毫无疑问，每支突击队无不渴望自己成为历史壮举的履行者与完成者。
5号旗最终成了那面“胜利旗帜”。旗手本为3人，上尉伊万诺夫系其中的指挥员。在突破大厦最上端楼层时，他受了致命伤，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达里亚下士在第756团战友们的掩护下实现了夙愿。4月30日晚间，又有两面旗帜插上了国会大厦的顶部。次日下午，“胜利旗帜”被移至大厦的玻璃顶上，直到5月9日始终没有变动。胜利日那天，这一宝贵的纪念品被转交到第150团司令部，国会大厦顶部换上了另一面旗帜。6月20日“胜利旗帜”由运输机运抵莫斯科。
6月21日早晨，由柏林运回的“胜利旗帜”送到阅兵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的临时指挥部。当元帅得知，红旗拟由其他部队的三位苏联英雄担任旗手时，便明确表示了反对：“我想，这样不合适！谁勇敢地将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就应由谁举旗。这些军人在哪儿？”
“就在莫斯科！是2名大尉和3名军士！”部属回答。
“怎么回事？”元帅大声说道：“就把旗子交到他们手中！”
时间紧迫，离阅兵还有一次排练，而且只有一次总排练。当晚，4名将军亲自面见柏林来人。1。62米的涅乌斯特罗夫大尉将担任旗手。他是叶戈罗夫中士和坎达里亚下士所在部队的营长。
“你最近一次走队列是什么时候？”将军问道。
“老实说，将军同志，我走得少，尤其是队列。我们是步兵，更多的是匍匐和跃进！”大尉回答。
“阅兵时你可别搞跃进！”将军最后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明天就是总排练，应像准备战斗一样做好准备。全国都将注视着你，大尉……”
而偏偏在次日的总排练时，涅乌斯特罗夫大尉没有“合格”。原来，他的右腿在前线受伤，必须小心着地，而左腿又用力太猛。他怀疑是否还应该往前走，但又害怕停下。后来由于双手僵直得已经无法支撑旗杆。他决定停住脚步时突然发现：他竟然远远脱离了所在的卡累利阿混成团！
站在观礼台上的朱可夫大惑不解地看了看罗科索夫斯基：“怎么回事？”对方作了解释。两位军事首长马上明白了一切并当即做出了决定。未等涅乌斯特罗夫大尉意识到发生的情况，一位上校沿侧路已乘车来至他的面前。
“朱可夫元帅命令，明天阅兵时不展示这面旗了。大尉，请您现在乘坐我的车，立即将旗送到武装力量博物馆并告诉他们永久保存。您在伏罗希洛夫军营将领到去红场的通行证。您将以客人的身份观看阅兵。”
“胜利旗帜”就这样与“胜利”大阅兵失之交臂。它在红场亮相还是20年后的1965年了。
从战场到红场——军犬也精彩
唯一一次有军犬参加的阅兵
6月24日阅兵当天，当红场上行进着各方面军、兵种的代表时，突然广场寂静了片刻，随后观礼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从历史博物馆方向出现了军事育犬家们的营队。他们与军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通过广场。这是整整一个混成军犬营！
于15世纪末期形成，自17世纪后半期始称红场的莫斯科中央广场，见证过多少大大小小的阅兵活动和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而唯有这一次，竟有如此众多的军犬在这里留下足迹。也许，对于从来都只知忠诚服役却无法得到任何奖章的军犬而言，参与红场阅兵本身便是给予的特殊奖励。它当然是混成军犬营中每个成员最难得、最辉煌的生命历程。
其实，数万只军犬在载人、运货、通信、救护、扫雷、爆破、侦察、歼敌中表现出的大智勇，创建出的大功劳，已经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光辉篇章，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胜利大阅兵中的精彩一幕。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期像伟大卫国战争这样大规模而又卓有成效地使用军犬。苏军中央军事育犬学校培训军犬达2个独立团、166个独立营、支队和连，其中6。8万只军犬担负着形形色色的勤务：载人或运货；进行通信联络；实施医疗救护；歼灭坦克车辆；探雷；侦察；警卫；诱击……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犬消灭德寇300多辆坦克，其中，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便消灭法西斯坦克63辆。军事育犬家们掌握了与敌人坦克斗争的方法，携带着反坦克榴弹和液体燃料瓶。首先投入战斗的是育犬人，而军犬紧紧跟随。
1942年3月14日，第30集团军司令列柳申科中将签署这样一份报告：“在莫斯科战役消灭德寇期间，敌人害怕这些反坦克军犬，专门逮捕它们。”
军犬还伴随苏联侦察员们奔赴法西斯的后方，帮助主人发现敌人隐蔽的火力点、埋伏哨以及各种秘密，还参加“抓舌头”的工作。
苏联军队和政府高度评价军事育犬家们的英勇无畏而又卓有成效的劳动。特工第一独立团被授予红星勋章。第二团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三个探雷独立营（第27营、63营、71营）被授予红星勋章。担负军事育犬任务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军士和军官们荣获了政府颁发的奖章。
1945年苏军进行了另外三次“胜利”阅兵
苏军在中国哈尔滨举行阅兵
除去“6·24”红场阅兵外，1945年苏军和盟军以“胜利”为主题的阅兵还有3次。
5月4日苏军柏林卫戍区部队在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旁举行阅兵。当时，街道上还在冒烟，攻击德国首都的苏军士兵和军官们身着沾满尘土的军便服，于废墟旁列队齐步行进。柏林城防司令尼·别尔扎林将军检阅了部队。
9月7日柏林的盟军阅兵根据苏军的提议而举行。“6·24”红场阅兵结束后，朱可夫返回柏林，建议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举办柏林盟军总司令们的阅兵式。经商定，阅兵日期为9月7日，地点在国会大厦和勃兰登堡门旁，参加者有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法国的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但在最后时刻西方盟军“变卦”，实际参加者仅为总司令们的代表，其中有美国的巴顿将军。“降格”后的阅兵指挥由英国防区卫戍司令担任、少将军衔，阅兵首长为朱可夫元帅。各国受阅部队由一千人的混成团和装甲部队组成。2万柏林市民观看了阅兵式。
9月16日苏军在中国哈尔滨市举行的阅兵，由红旗第1独立远东集团军炮兵司令康·卡扎科夫将军担任阅兵指挥，该集团军司令、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阿·别洛博罗多夫担任阅兵首长。受阅部队均着野战服装，参加者有步兵、炮兵和坦克兵。打头阵的为第300哈尔滨步兵师的步兵，紧随的是口径为122毫米加农炮的炮兵牵引车和其他火炮。坦克和自行火炮为受阅纵队殿后。
苏联对日宣战时间为1945年8月8日。挥戈东进的苏军直指日本这个“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斯大林语）。次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到8月30日为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所谓日军精锐关东军各部队，全被解除武装。整个远东战役中，苏联红军共击毙日军8。37万多人，俘敌59。4万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及许多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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