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和美国都参加了会议，其代表团团长分别是周恩来和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传出两则花边新闻：一是说周总理与杜勒斯在会议休会时不期而遇，当周总理伸出手想与杜勒斯握手时，杜勒斯却旁若无人地离开了。二是说杜勒斯勉强与周总理握手之后，随即掏出手帕，将手擦了又擦，然后把手帕揣进衣袋，以此羞辱周总理。谁知周总理一见，也掏出自己的手帕，将手擦了一下后随即把手帕丢进垃圾桶，同时还说了句“擦不干净了”，以此回敬杜勒斯。
实际上，第二条“新闻”戏剧化演绎的色彩太浓，一看便知是编造杜撰的；而第一条“新闻”是否真有其事，后来却成了在国际上至今还有议论的未解之谜。
美国记者重提此事
我从1982年到1987年在新华社日内瓦分社任首席记者期间，有一天在万国宫休息室遇见美联社资深记者阿兰·斯克特。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休息室靠门边的沙发前对我说，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时，杜勒斯就是在这个地点拒绝同你们的周总理握手的。我当时感到突然和意外。他看出我的疑惑，便解释说，他前两天刚看完一本回忆录《大权之所在》，该书是曾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重要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所写，书中说约翰逊亲眼目睹杜勒斯在万国宫休息室门旁遇到周恩来时，不顾周恩来已经伸出手，当面拒绝握手。
自那以后，我也开始注意和研究到底有没有杜勒斯当面拒绝同周总理握手这回事。为此，我请教时任我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常务代表、曾任周总理外事秘书的钱嘉栋大使。他提供新信息说，1985年任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刚出版了他的新书《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书中有一页专门谈这件事，应该说有权威性。
王炳南的说法
我后来设法找到王炳南在1985年出版的这本书。王炳南写道：“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入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中美两国的座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相距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休息时，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周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我拿着王炳南的书，找到美国记者斯克特，告诉他王炳南完全否定发生过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后，将王炳南的书送给了他。
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
我后来也特别留意有关的信息和资料，才发现确实是正反两种意见纷然杂陈。
持肯定意见的除了约翰逊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外，曾跟随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翰逊·霍尔德里奇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先生握手。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显然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因为后来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黄华还向他提起了这件事。”
另一方面，持否定意见的人更多。当年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诸如陈浩、姚力、浦寿昌、李越等老同志，在不同场合都表示同意王炳南的说法。
各种材料表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曾下令美国代表团与会期间，任何人不得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据说，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私下表示过不同意杜勒斯的这个禁令。有一天在大会举行的宴会上，史密斯端着酒杯主动走到中国代表团英语翻译浦寿昌身边与他攀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浦寿昌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听后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其实，无论是否存在杜勒斯当面拒绝握手这回事，也无论“握手事件”具体情节如何，现在看来都无关宏旨。从当时的国际大局看，中美刚在朝鲜打完仗，无外交关系，处于全面敌对状态，杜勒斯又是个极端反华和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他拒绝同中国总理握手，这个说法本身就具有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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