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对蒋介石说，他是要在北大校长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对于北大与全国大学的发展也是有长远考虑的。
胡适认为，国家与其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而国家发展的需求则可以依靠国内的大学进行研究和实现。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上，胡适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首先是在10年之内，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营5所基础最好的大学，使其成为国家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以及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这5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5所达标后，再培植5所，争取10年后中国能有10所一流大学。第二个意见，其实是他一直倡导的建设研究型大学，即大学应该向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必须能够承担独立的研究任务。胡适说：“有了这5个10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10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到独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间，胡适给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写了一封信，提出一项“关系国家大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议——发展核物理研究。“二战”后，原子能研究与开发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热门的科学领域。胡适在美国亲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战略价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建立研究所，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国防工业之用。
同时，胡适开出了一个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名单，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等9人。这些优秀的物理学家分散在欧美各国。胡适已经和他们联系过，大都答应来北大任教，并愿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建设国际领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适希望白崇禧、陈诚能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中拨出50万美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设备的费用。“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重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蒋）主席，请其指示裁夺。”胡适在信中写道。
胡适特别强调，他写这封信并不是为北大着想，而是因为这些科学家都在国外有了成绩，也愿意来北大工作，为了国家科学前途考虑，这个责任他必须承担起来。现在他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但研究设备的钱却没有。胡适自信地说：“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
蒋介石忙于打内战，这笔发展核物理的钱他自然拿不出来。1948年，胡适费尽周折再次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到了25万美元的费用，作为几所重点大学的复兴费用。他分配给北大10万美元，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各5万美元。北大的10万美元没有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用掉，而是集中用于物理系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为他心中那个“国之大计”垫上一点砖瓦。他特地委托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代为购买设备。但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全面崩溃，这块小砖头最终也没有“垫”上去。胡适很失望，最后把这10万美元退还给了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胡适总会制定一个深谋远虑的科教计划，不管政治如何动荡、风雨飘摇，他都努力去维系这个脆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但遗憾的是，时代从来没有给予他正面“求证”的机会。
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的教育与科学计划再度冷场。胡适一生提倡“科学”，并不是一句口号，只要有机会，他便百折不回地推动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展开。他曾写过一首诗：“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