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我和我母亲及我的老伴，住在我父亲叶剑英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那栋两层小红楼——北京西山二号院故居。
2009年的初秋悄然走近，但庭院依然绿荫叠翠，瓜果低垂，生机盎然。漫步在花树间，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
1、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父亲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几十年过去了，有些工作人员至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我父亲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二十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父亲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我每每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我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阳光明媚，我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我，我回屋就把红叶夹进他的厚书本了。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二号楼即景”的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父亲把深秋中大自然的最后一缕美丽收进了他的诗里，以致我们全家至今都对枫叶有一种特别的钟爱。
二十多年后，也是在这样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2、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青年时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工人，这使父亲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那时父亲生活极其优越：行军时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但是，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上草鞋，奋起通电反蒋。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挺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他们连吃的一点点盐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以致几十年后父亲还怕看见笋，多少年都不吃笋。
父亲平时很慈祥，但是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没人敢顶撞。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上世纪60年代我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我高中毕业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
3、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父亲曾经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其中有两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由于过度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我被关押了将近4年，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林彪事件”后，父亲才又重新主持军委工作。还是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我这才被放了出来。
因为被关在单人牢房，我出来时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他问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却木木愣愣回答不清楚，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1976年年初，79岁高龄的父亲仍然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
父亲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定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就这样，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父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我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爸爸刷牙蹒跚的样子，我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他认真听我说完了，没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他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回忆父亲，我总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个漆黑的夜里，我跟着部队撤退。大卡车坏了，父亲背着5岁的我徒步行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这情景，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