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街道办副主任科员，一个居委会主任，一个艺术馆副馆长、一个卤煮店老板，4人在拆迁中勾结起来，将一处无主房变成“有主房”，骗得58万拆迁款并私吞。最终，因一名敲诈者的意外出现，这一暗箱操作的过程才浮出水面。
位于海淀的万寿寺，因乾隆皇帝在寺中为母祝寿而闻名。
2006年，政府部门展开古寺周边地区的拆迁腾退。这座古寺在行政地域上隶属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古寺的北侧是总政歌舞团，北京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古寺之中。
2007年初的一天，拆迁公司入户调查时，紫竹院街道、总政歌舞团社区居委会、北京艺术博物馆的相关人员都在场。
拆迁人员指着万寿寺甲27号一处空房询问谁在居住时，紫竹院街道办安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代鸣抢先答“我的”。
这声“我的”，令在场的总政歌舞团社区居委会主任乔德芳、北京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靳建春都很纳闷。
因为那是一处无主房屋。
拆迁中盯上无主房屋
据当时到过现场的拆迁公司人员描述，这座平房院落很破烂，房间里落满厚厚尘土。
就是这样一处房屋，早被紫竹院街道办的代鸣盯上了。
1957年出生的代鸣，在紫竹院街道负责街道辖区内的防火工作。
2006年政府启动万寿寺项目后，他负责在防火方面配合拆迁。他知道这处破烂的房屋没有主人，就想到给自己谋点好处，“可能能得到拆迁补偿款或者是经济适用房指标”。
乔德芳和靳建春也知道这处房屋的情况。
作为总政歌舞团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乔德芳，在拆迁中负责收集辖区内的住户信息，与拆迁公司对接。拆迁过程，除总政歌舞团的住户外，其他没有单位的住户统一由艺术博物馆负责，这项工作落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靳建春身上。
对于代鸣认领这处无主房主，虽然乔德芳和靳建春纳闷，但由于两人和代鸣都认识，并未当场揭穿此事。
随即，乔德芳和靳建春接到代鸣的饭局邀请。
饭局上结成利益团体
据代鸣供述，他打听到拆迁项目经理王某跟紫竹院地区某高校的保卫科长认识，而代鸣跟保卫科长是朋友。随后，他通过科长朋友约上王某、并叫上靳建春、乔德芳一起吃饭。
搭上关系后，代鸣从王某处得知万寿寺甲27号的空房尚未估算评估价，“但不管怎样肯定能拿到拆迁款”。代鸣慢慢向王某传话，“我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总政和艺术博物馆都不方便给我出证明，我认识一个闲散人员，能不能改到他名下，各种手续都好办”。
对此，王某答复说“只要能出长期居住证明，只要能确认房子是谁的，就能按照证明的内容登记住户”。
代鸣对王某、靳建春、乔德芳许诺，“事情办成后，不会亏待你们”。
卤煮店老板成为棋子
拿定主意后，代鸣开始跟靳建春、乔德芳商量此事，地点是万寿寺地区一家卤煮店。
这家卤煮店的老板张萍，也被代鸣拉到“行动方案”中。
相关证据显示，当时代鸣对张萍说，想把这处无主房屋写在他名下，张萍考虑“可能代鸣在街道办工作，跟拆迁公司的人比较熟，有点私心想要多拿点补偿款，用自己的名字不合适”，于是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为防止张萍私吞拆迁款，代鸣咨询拆迁公司的王某后，要求张萍写了一张委托书，“把有关拆迁的相关事项全权委托代鸣，以后就和我没关系了。”
拿着张萍的身份证和委托书，代鸣从靳建春处办理了一个张萍在此房屋长期居住的证明。
几天之后，乔德芳就发现在拆迁航拍图上标注上了“张萍”这位住户。随后，乔德芳从靳建春处复印了一张“万寿寺东侧平房区被拆迁名单”，并交给了歌舞团管理处。
分钱后接到敲诈电话
2007年12月29日，代鸣如愿拿到拆迁补偿款58万余元。他将其中23万自己留下，并兑现当初承诺，通过现金、银行转账等方式，分给靳建春15万元、乔德芳、王某各10万元、张萍1万元。
正当靳建春为如意算盘高兴时，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吓出一身冷汗。
电话是张萍卤煮店前任老板卢某打来，卢某开门见山提出，听说靳建春等人将一处无主房屋以张萍名义骗得拆迁款，“想找靳建春要点好处费”。
“不给就把事情捅出去。”卢某威胁说。
不堪多次遭敲诈自首
据了解，卢某早在2002年就承租了万寿寺39号院的四间平房，租期是五年。其间，他还自建两间约30平米的房子用于经营餐厅。2007年8月租期快到时，卢某转租给张萍。
万寿寺一带拆迁中，卢某觉得自建的两间房也应拿到补偿款，回来了解情况得知张萍等人的事情。
据代鸣供述，他为此前后共给了卢某40万。根据警方到案记录，直到2010年2月26日，代鸣在遭受卢某多次敲诈不堪其扰后，选择向海淀检方举报中心自首。
2011年3月，反贪人员将代鸣、靳建春、乔德芳、张萍控制归案。
法院审理以诈骗罪、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代鸣有期徒刑七年半。以诈骗罪判处靳建春、乔德芳、张萍有期徒刑六年、五年、一年九个月。
近日，这一判决已经终审生效。
■ 纵深
拆迁中制衡变勾结
北京市检察院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了41件涉及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单位犯罪占了15%。其中1/3是涉及集体腐败，最大的一个窝案涉及16人。
在本案中，也出现集体作案的特点。
形成利益集体
现有书证显示，在2007年至2008年海淀区市政管委会启动万寿寺周边拆迁腾退工作后，本案几名被告人之间本身是各自分工、相互制衡的关系。按照当时的分工，代鸣作为紫竹院街道办事处干部，协助辖区内拆迁。乔德芳作为项目涉及房屋产权单位总政歌舞团的居委会主任，负责确认其单位职工在该项目房屋的居住情况。靳建春作为副馆长，负责确定非总政职工的居住状况。
但这一正式分工的背后，代鸣、乔德芳、靳建春三个人因工作关系相识，又通过一次次饭局搭上拆迁项目经理王某，形成了一个利益集体。
为何不是贪污罪
2011年，检方最初在侦办此案时意识到三人的这一特殊关系，认为他们系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张萍虚构腾退房屋有人居住的事实，进而骗取拆迁款。因此最初是以贪污罪对3人提出指控。
法院在后期审理中经过严格的证据审查发现，虽然3人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拆迁，但是由于当初政府的相关会议内容没有留下会议纪要等客观证据，要认定市政管委授权过街道办、博物馆在拆迁项目中做何种工作、进而认定代鸣等是否使用了这一职务便利，就存在证据不足的困难。
最终法院认定诈骗罪、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