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新街口，有一幢挺拔的建筑物——前国货银行大楼（今天的新街口邮政支局）。1940年，汪伪政府“宣传部”就在那里办公。“部长”林柏生，两个“次长”——郭秀峰和胡兰成。
胡兰成·张爱玲
1940年夏天，某日，8时已过，“中央宣传讲习所”的第一节课开始了，50名学员纷纷进屋占座。
训导主任郑景先进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天的政治课，特请胡次长讲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接着，一个穿深色西服，系深色花领带，40岁左右的人进来。他后面跟着一名记者，大家一看，是“中央电讯社”的蒋景儒。
既无讲义，又无书本。胡兰成慢条斯理、滔滔不绝地大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口气讲了足有两个钟点。
学员们对其他人等的讲课多不感兴趣，惟独胡兰成讲课，人们都注意倾听。毕竟，在当时公开宣讲列昂节夫（苏联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需要胆量的。
胡兰成去后，人们私下议论开了。陈孟浩是个年事较高、阅历较多的学员，他对我说：“这儿是个大杂烩摊子，像胡兰成这样的人也会有几个，真是鬼怪蛇神，五光十色啊！”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郑景先把我和另外几个人找到一块，说是胡兰成请我们到他的寓所做客。
在南京，胡兰成住鼓楼三条巷21号。
胡寓很雅静，进门是一片草坪，有几架葡萄藤蔓，小雀啾啾，“鸟鸣山更幽”。忽然，一条西洋猎犬猛扑过来，被胡兰成适时唤住了。
在会客室里，略事寒暄，胡兰成揭开正题，批评当时的“官僚政治”，他要求年轻人敢说敢讲。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胡兰成，此后可不经事先通知，径直到他家里去。
有一回，我同他一块去上海，到沪西大西路他的寓所，那里有他的一个侄女在照料家务。随后，我又同他到诗人邵洵美家（在当时的霞飞路上），谈张爱玲的小说，以及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逸事。樊仲云与胡兰成是小同乡，浙江嵊县人。
几天后，一日上午，胡兰成携我同去起士林咖啡馆左侧的一栋公寓楼的二楼。门铃响处，女佣来开门。进门后，见到一位颀长身材的女士，年近30岁，她就是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张爱玲。
回到南京后，一次去胡寓，见邮递员捎来一封信件。胡兰成悄悄对我说：“张爱玲的，这不能叫我太太看到，那可了不得！”从那时起，我知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不一般。
胡兰成·池田笃纪
胡兰成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与孔君佐合办《大公周报》，对汪伪当局评评点点。这引起了汪精卫、林柏生的不满。
一次，趁胡兰成在寓所附近散步时，几名特务绑架了胡兰成。此事被胡兰成的爱人应瑛娣（上海红舞女，为胡兰成包养）知道了，就去南京“日本大使馆”告状。
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50来岁，秃顶，是日本外务省的一名老官僚。谷正之很给胡兰成面子，加上“大使馆”的官员池田笃纪、清水董三，他们接二连三地找汪精卫。汪精卫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释放胡兰成。
胡兰成回家当晚，池田笃纪亲自到三条巷慰问。为防止胡兰成再被绑架，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少佐河村每天派两名宪兵，驻守在三条巷胡寓。胡兰成去上海，也有宪兵随行。这真是罕见之事。
胡兰成有日本人撑腰，不但继续出版《大公周报》，又出版《苦竹》文艺杂志，刊登张爱玲等人的文章。
当时，在各个战场上，日军都在打败仗。在此形势下，清水、池田更加接近胡兰成，经常聚餐。最明显的一个行动，就是清水与池田竭力怂恿胡兰成去武汉，在当地日军首脑都甲大佐的支持下，办起了《大楚报》，发动所谓“人民和平运动”，要求“撤军、和平、统一”。密锣紧鼓，喧嚷一时。
到了1945年，日方处境更为局促，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一次，胡兰成对我说：“我曾与谷正之等人交谈：如果苏联红军攻占德国，只要日本在远东支持住半年的时间，估计苏联与英美之间，必然要势力不均，新的争执必起。那时你们相机行事，将来的事情并不是不好办的。”
据说，池田经常举杯赞赏胡兰成为“小诸葛”。
胡兰成这个人，无事好打太极拳，练习书法，对鲁迅诗吟诵如流，比唐诗还熟。清水、池田的会客室与书室内挂的条幅，上面龙蛇飞舞，均出自胡兰成之手。
1946年冬，我已到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在“华中新闻干部学校”学习。
一天散学后，我信步运河桥头，忽然看见池田笃纪与画家二宫久光迎面而来。言谈之下，才知他俩已进入“朝鲜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过了一段时间，池田他们准备回日本。谈到胡兰成，池田告诉我：一天，他到上海虹口区胡兰成的暂居地，在约定的时间去看他，可是已人去楼空。邻人回答：“不知其行止。”
（编者注：日本投降后，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逃到浙江温州，任教于温州中学。1950年，他经香港偷渡到日本，1981年病死于东京。本文选自《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上世纪30年代的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