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历来总讲傅作义如何洞晓民族大义……然而，“投诚起义”的背后，除了“洞晓民族大义”，是否还另有隐情呢？
傅作义要求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确定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傅参加联合政府，其部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对于傅作义的这一条件，中共基本上是完全拒绝了。12月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交谈时明确表示：“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绝不接受。”毛泽东在1月15日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对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并致电林彪说：“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
最终，双方决定“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中共代表叶剑英对傅方代表郭宗汾明确表示：“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叶建议改名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否定了任何分权的可能。
中共坚持部队分散与我合编
军队是傅作义谈判的资本，因此，在关于军队改编方面的谈判，傅作义是很谨慎的。
1948年12月17日双方初次谈判时，傅作义想保存实力，特别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对此，19日刘亚楼明确说出了和谈中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条件：“1.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2.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长、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傅作义无法接受，他选择了搁置和谈。
随着12月22日第三十五军被歼，傅作义态度有所软化，1949年1月8日表达了新的意见：“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1月9日，毛泽东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傅作义仍以“不能指挥中央军”为由拖延。
14日，解放军攻占天津，北平成为孤城，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中共条件。19日，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和谈过程中几次打算出逃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而在和平协议按约生效当天，傅即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回避战败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中与民众生产、生活等有关的13条条款，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的新闻稿，对傅作义的政治性表白进行批驳。傅作义因此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
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然而，即便傅作义完成了北平和绥远的通电起义，也并非意味着他就完全转向中共一方。傅作义曾向来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透露了一个他精心谋划的策略：“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
1949年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同徐永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我们的做法”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也就是说，傅作义的确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经济困难时东山再起的打算”，他对中共能否稳定政权也没有信心，因此要为自己做一个万全的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