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是。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不仅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就连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谴责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不见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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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借贷3亿美元，是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后来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搁置。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双方“共同负担”，而中共建政伊始，无力支付，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绝大部分半价提供的。中国欠下30亿元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而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大跃进”之后，中国无法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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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我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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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还款——以后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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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但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其实，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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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虽然中国是在向苏联还债。但若要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同样不是事实。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