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淳
孙淳说，如果80年代就有偶像剧这一剧种，他早在30年前就能红遍中国。
孙淳说这句话的时候57岁，依稀的白发倔强地从看上去染过的头发里长出来，身材也因为去年再拍袁世凯时的再度增肥而略显臃肿。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既带着一抹神秘的笑意，却也不像是逗你玩儿的；时间过去久了，在场的记者有的甚至根本在80年代过去后才出生，只好回以几声“呵呵”，于是他也笑，就像在说别人的事。其实他有一张写满故事的脸，能轻松地堆起笑脸，也能下一个瞬间不怒自威。这两年娱乐圈光怪陆离的趣味再一次转了向，人们陶醉于孙淳这类大叔的成熟气质，把他们重新摆到台上膜拜。
最近，他在《赵氏孤儿案》里演屠岸贾，和另一个大叔吴秀波飙戏，吴秀波称赞孙淳是“几近完美的演员”。
80年代
长得太帅没有红
孙淳为什么没在30年前红起来，因为他长得帅。
1982年，孙淳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因为良好的家教背景，他在大学的四年里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表演系历来有排毕业大戏的传统，那一届排了3个大戏，男一号都是孙淳。毕业后他也得到了很多机会，无论是第四代的滕文骥还是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都在他们导演生涯的高潮期前后与孙淳有过合作——但是，就是没红。
孙淳解释：“因为80年代是这样的：影视界流行一种文化上的反传统。过去舞台上的形象全都是高大全，很美丽很英俊；而（“文革”）那十年太严酷了，所以到80年代，大家一下子抛弃了过去的（对高大全的审美），全让我演一些不属于我的、或者说不是扬我所长的东西，比方说《大阅兵》，让你演一个很冷峻的人，比方说《死期临近》，让你演一个变态的杀人犯。”
80年代的文艺界带着明显的“伤痕文学”色彩，反思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叛，首先要推翻的就是英俊潇洒，而废墟上最先树立起来的，又必然带着先锋气质。1986年，孙淳演过一部叫做《魔窟中的幻想》的电影——表面上很红色很主旋律，因为故事我们小时候在课本里都读过：小萝卜头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憧憬新中国，但是，实际上这是一部充满了Cult元素的电影，全片由4个梦境组成，孙淳在里面演典狱长，台词很少，但阴郁的镜头，意识流的剪切，妖里妖气的配乐，构造出一种因诡异而产生的恐怖感。
仿佛应景似的，孙淳点起雪茄；烟雾升腾起往事，也模糊了脸的轮廓。“其实那时我碰到所有的导演都说，孙淳你太漂亮了。”但这后来成为了角色被拒的理由，在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前，张艺谋一度认为他太帅，因此“太像个演员”——对演员来说，“像”演员而不是角色，显然并不是一种夸奖。
孙淳和张艺谋早在拍《大阅兵》时就认识，那是1985年，那一年孙淳一共拍了三部电影，除了《大阅兵》，一部是哥哥孙周的《军人的证明》，一部是陈凯歌的同学江海洋拍的《荒岛枪声》，这三部电影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碰上了“反自由化”运动，于是都没有通过审查。
坏运气还没结束。1988年，导演谢洪拍了一部带有商业色彩的电影《死期临近》，孙淳演一个精神分裂者，“这部电影从现在看，是中国电影逐渐向商业转型的一个片子；当时电影发行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是各省的电影公司来了之后看片子，看完片子以后买拷贝，那片子卖了300多拷贝的，在当时相当厉害。”——可是，是的，这个“可是”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再次滚落下来——“刚好碰上政治风波，又被毙了。”
家庭
李安式的经历：好女人养家
大多经历过起伏的人，都会热衷于讲述某个转折的时刻；在娱乐圈，转折可能发生在某个护身符被砸碎，或者在戏中称呼比自己资历浅的演员为“大哥”，感到屈辱而奋起；或者在糊里糊涂地红了以后，又回过头来寻找某个神秘力量的启示。
相比之下，孙淳的故事没那么神神叨叨。
“我妻子傅丽莉在80年代走穴，80年代的条件你也知道，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脸特别绿，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她说晚上就让我们住在那个剧场边上的房间里，搭一个板，几个人就挤在那板上面睡觉，一连三天，睡得不好。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说：‘你丫愿意去！’真的，后来一直到1996、1997年，我拿了金鸡奖，得到认可了。突然意识到，我怎么能对我媳妇那样？我媳妇实际上是他妈的在养我，她从来没问过我‘你丫去追求艺术了，你拿什么养老婆’，没有。我非常非常地内疚！所以后来我老婆身体不好，不拍戏了，我就养活她。”
傅丽莉是孙淳上戏77级的同班同学，90年代初也曾名动一时。她是“红二代”，父亲是皮定均手下的战将，两人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傅丽莉扛起整个家。
孙淳其实跟傅丽莉有着相似的家庭——虽然他们后来的三观是那样不同——孙淳父亲是外交官，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能看别人不能看的外国电影，读别人不能读的外国小说；大院子弟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就跟王朔写的差不多，他家境优渥到什么程度——“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个写字台，拉开右边那抽屉永远是有钱的，很多钱，就是这样的，所以那时我对钱的概念是零。”
80年代，孙淳开始拍戏挣钱，刚有了一万块，就买了东芝大彩电，因为“要看外国电影资料片”。1993年开始，电影演员的片酬进入万元级别，他拍《刑警荣誉》，拿了5万片酬，二话不说，又凑钱买了台切诺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果我是那样，那我肯定会拼命挣钱。但我不是，比如家里给我钱，我从来不觉得‘不行，这是父母的，我不接受’，不是，我理所当然地要了。所以在成长方面我是非常晚熟的。”
1977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高考，孙淳在被分配当了几年钟表工后，受哥哥孙周的影响，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那一年有570万考生，录取率4.8%，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毕业后心高气傲，看到不好的剧本，“这太屎了，太臭了”，就不接。1997年胡玫拍《雍正王朝》，找他演雍正，他拒绝的理由更离谱，甚至有点“90后”：“天太热了，要拍古装，累。”他说他那时不食人间烟火，羞于跟人谈钱，不但如此，还嘲笑傅丽莉接拍的烂片。
孙淳又一次提到妻子，提到他们刚毕业闯天下的时候，劳燕分飞，聚少离多，他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蹉跎了青春，直到40岁以后，在大多数男人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却开始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男人：事业有成，魅力犹在，最重要的是，认为他不再年轻的妻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孙淳
转折
由被“封杀”树立的里程碑
真正意义上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走向共和》播出后，虽然从结果上看，这部电视剧遭遇了孙淳在80年代就遭遇过的封杀，但所幸，现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电视机上看电视了。
为了拍《走向共和》，孙淳推掉了哥哥孙周的《周渔的火车》，但这也不能算太遗憾，在《走向共和》拍完后，有一次他碰到濮存昕，濮存昕就对他说了一句话：“里程碑啊。”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走向共和》仍然是一部在价值观和叙事策略上遥遥领先的作品，孙淳饰演的袁世凯，对这个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进行了合乎人性的描写——这固然是电视剧遭遇封杀的主要原因，但表演者对袁世凯介于权力、家族、理想之间的复杂心态，进行了细致的揣摩。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孙淳倾斜。
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欣喜若狂。当孙淳不再偶像派的时候，这个角色却为他打开了全新的事业格局，他不再拍那些可有可无的电视剧。几年后张黎拍《人间正道是沧桑》，孙淳半友情地出演瞿恩——原型大概是瞿秋白加周恩来——一个理想主义者。结果这个角色被讨论的热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主角孙红雷。
“瞿恩是我最感动的角色，看完剧本后我号啕大哭，傅丽莉从楼上被惊出来，问怎么了，我大喊：‘瞿恩死啦！’”
“每个时代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是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我出生在红色的家庭，这些都是潜移默化。”他又把话题转向妻子——“我们成长的年代啊，男女之间啊还真是授受不亲，不像现在的男孩从十四岁，青春期萌动了之后就开始去接触异性。那个时候我谈一个恋爱，意味着一定要通向婚姻的殿堂，你不能说我今天谈了一个不合适了，不行，你怎么老换人啊。所以我和老婆就是，两个人四年里边前一年都没说过一句话，第二年因为演戏，突然两个人就好上了。”
最近的《赵氏孤儿案》，看上去就像他和吴秀波两个人的话剧舞台，而不是一部电视剧。他演的反派坏得很坦然，顺便八卦，他和吴秀波之前一块演过更具文艺气息的电视剧《相思树》，对了，田朴珺，就是给王石烧红烧肉的那位，也有份参演。孙淳回应得也很坦然：“逢年过节会打电话问候一下。”
最近孙淳在拍严歌苓编剧的电视《剧场》，故事讲了很多80年代剧团里的潜规则，为了角色各种勾心斗角，我问他，三部毕业大戏都当男一号，有没有也跟人斗心眼，孙淳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那时候觉得自己牛啊，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想想，肯定遭人恨，凭什么都是你啊！”
那个时候，他得了奖，把奖杯丢在床底下；现在傅丽莉把奖杯拿出来，擦干灰尘，放在显眼的柜子里。孙淳说，凡夫俗子也挺好的——我想，这就是大叔在这个时代，又重新招人疼爱的地方吧。
